編者按

　　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tǒng)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并多次引用傳統(tǒng)文化中的經典強調依法治國的重要性。這啟示我們，法學與史學、法治建設與優(yōu)秀傳統(tǒng)法治文化傳承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那么，法學研究應如何從史學中汲取營養(yǎng)？如何理解中國法律史學的實踐意義和獨特價值？本期刊發(fā)的3篇文章，圍繞上述話題展開探討。

　　法學與史學，都是哲學社會科學中的重要學科。法學主要研究當下，它是研究法律及其實施的學科；史學主要講述過去，它是研究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guī)律性的學科。法學和史學擁有許多共同點，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二者都建立在事實、材料和證據之上。這種共同點使法學研究可以從史學中汲取豐富營養(yǎng)，這體現為：歷史材料讓法學變得更為厚實、歷史觀讓法學變得更有靈氣、歷史方法讓法學變得更加成熟。

　　歷史材料讓法學更為厚實

　　史學研究的重要貢獻是為其他學科提供了豐富歷史文獻資料。對法學而言，史學研究提供的史料，不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物，都構成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比如，刑法研究就大量利用了史學界整理推出的中國古代文獻資料，如《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版）、《宋刑統(tǒng)》（吳翊如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版）以及《折獄龜鑒譯注》（宋代鄭克著，劉俊文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等；而刑事訴訟法學和法醫(yī)學研究，大量參考利用了《刑案匯覽》《駁案匯編》《刑部加減檔案》等中國古代大型判例匯編，以及《洗冤集錄》《無冤錄》等諸多歷史上的法醫(yī)檢驗成果。

　　我們的民法研究不僅參考利用了《唐律疏議》等中國古代法典，而且參考借鑒了歷史學家張傳璽的《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整理的《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等判例文獻。在民法理論研究方面，過去我們一般把民法的起源追溯到古羅馬法，然而最近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不僅古羅馬法受到古希臘法的直接影響，而且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民法，都得益于公元前18世紀前后古代西亞兩河流域法律文化的滋養(yǎng)。例如，古希臘、古羅馬法關于民事主體、商業(yè)交易、契約訂立、財產轉讓、債務糾紛處理、法律行為的程序保障等，都受到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等成文法典的深刻影響。

　　法律史研究利用史學研究成果就更多了。不僅使用史學家所整理出版的傳世文獻，如《尚書》《左傳》《商君書》《韓非子》《唐律疏議》，以及收錄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的一些律學著作，如清代王明德撰《讀律佩觿》等，而且還大量利用近年考古出土的各種文獻和文物。比如，在1975年以前，中國法律史的教學和研究，涉及秦代部分都語焉不詳。即便如楊鴻烈、陳顧遠、仁井田陞、瀧川正次郎等著名中、日法律史大家，對秦律的論述也無法深入。而撰寫了一代名著《九朝律考》的程樹德，雖試圖梳理、復原已失傳了的唐朝之前中國各主要王朝的法律制度，但也只能溯及到漢律，也是苦于沒有秦代法律的史料。當時，我們對秦代法制的了解僅止于零星傳世文獻記敘的“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tǒng)”“明法度，定律令”“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以及秦律“繁似秋荼，密如凝脂”的特點。然而，到底怎么個“一統(tǒng)”“皆有法式”，怎么個“繁”“密”？無法進行探討。而1975年之后，由于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讓人們看到了《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等法律以及其注釋書原貌，大大擴展了法史學者的眼界。經過考古學家的艱辛整理、釋讀、研究，秦代法律研究的局面為之一變，而今，我們大體知道了從秦代的國家行政管理法令到田土、婚姻、家庭、繼承、戶籍、環(huán)境保護、治吏以及財產交易等各個領域的法律規(guī)定。這樣，之后所有的中國法律史教學都有了可靠范本，秦代法律的研究得以深入展開。

　　歷史觀讓法學變得更有靈氣

　　歷史觀是人們認識和看待歷史的方式。經過史學界長期努力，目前至少有三個觀念即事實觀、發(fā)展觀和進步觀為學界普遍接受，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哲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發(fā)展，為法學研究帶來了活力和靈氣。

　　第一，以事實說話，有一說一。這一觀念，對法學研究同樣重要。例如，關于中國古代《法經》真?zhèn)蔚膶W術爭論，為什么至今沒有停息？原因正是受史學的事實觀的影響。根據《晉書·刑法志》《唐律疏議》《七國考·魏刑法》等傳世文獻記載，公元前5世紀末魏國相李悝比較各國刑法規(guī)定，編撰了《法經》（既是法典，又是法學著作），分盜、賊、囚、捕、雜、具六篇。但由于一直沒有得到考古出土文獻的印證，所以法學界有一部分學者始終不承認中國古代曾經頒布過《法經》。事實觀在法學研究中的貫徹，一方面凸顯法學研究的忠誠度，另一方面也使法學研究增加了許多爭論和辨異，為法學研究增添了許多色彩和靈氣。

　　第二，史學研究強調任何事物都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發(fā)展的。例如，不同時期的法典對一些法律原則、法律規(guī)范的接受程度和評價會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在研究任何一個法律問題（制度）、法律人物、法律事件以及法學作品時，都要以歷史的眼光，而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和思維來看待和評價。因此，必須用綜合多元的觀點，來分析研究法律問題。在我國的民法研究中，不少學者苛責中國民法典的遲遲不能出臺，認為1804年《法國民法典》在3個月內就完成了，蘇俄1922年《民法典》也只用了幾年時間，即使歷經磨難、幾次難產的1898年《日本民法典》和1900年《德國民法典》，也只花費了十幾年時間，而新中國成立至今已經過去了近70年，我們仍然沒有能夠完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這種觀點，忽視我國歷史傳統(tǒng)和民法典編撰的歷史背景，否定歷史發(fā)展的復雜性，是沒有堅持發(fā)展觀的表現。

　　第三，世界、社會都是在進步的，是在累積地發(fā)展的。這一觀點應用于法學研究，會帶來觀念和認識的更新。比如，清末薛允升寫了一部著名的書《唐明律合編》，將唐律與明律進行比對，褒唐律貶明律，而實際上是批判當時的大清律例。有不少法學研究者贊同薛氏的觀點。但如果按照進步的歷史觀，仔細研究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就會發(fā)現薛氏的觀點至少是片面的。因為雖然自唐以后，中國各王朝越來越專制集權，但就立法技術、法典體例、法律規(guī)定的周密、法律規(guī)定與國家治理活動實踐的接軌以及對法律條文的解讀、注釋、闡明等各方面看，大明律是超越唐律的，大清律例又在大明律的基礎上加以完善，其穩(wěn)定“律”，變動“例”，通過“例”的廢、改、立適應社會生活變化，在法律治理國家這一層面上達到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最高境界。當然，人類社會具有自我調節(jié)趨于進步的功能，即使專制集權的時期，實際上也在內部積累著對抗和摧毀專制集權的力量，到一定時候，在相應各種條件作用下，這一力量就會爆發(fā)，從而將其外殼摧毀，使社會獲得發(fā)展，法律也是如此。

　　歷史方法讓法學變得更加成熟

　　史學為法學研究至少提供了四種方法。

　　第一，文本解讀。即傳世文獻的閱讀利用。該方法的優(yōu)點是不受時間限制，即使生活在當代的人，也可以通過流傳下來的文本研究數百年前乃至數千年前的法律制度。其缺點則是容易忽視文本之外的研究史料，或者說容易忽視文本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影響。

　　第二，社會考證。即從社會上搜集復原歷史材料。這種方法涉及的內容比文本解讀豐富復雜，包括歷史上留下來的活動遺跡、出土文物、國家正式文本之外的文獻資料等。該方法的優(yōu)點除了研究不受時間限制外，還有研究結論更符合社會生活多元化的原貌，更加接近當時事物的真實狀態(tài)，比文本解讀更豐富多彩等。其缺點是受考古出土成就的大小、歷史保留古跡的多少、資料分布狀況等的限制，而且史料來源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偶然性。

　　第三，民族調查。即對某些具有“活化石”特征的民族（種族）進行田野、社會考察。該方法優(yōu)點明顯，因為對于現代人來說，在文本文獻、考古資料、歷史遺跡都極不充分的情況下，要對人類早期社會進行復原研究，利用這種保留了當時生活習慣的種族群體進行考察，是一種有效方法，英國學者達爾文撰寫《物種起源》、美國學者摩爾根撰寫《古代社會》，運用的都是這種方法。但該方法的缺點也很明顯，即這種“活化石”特征的民族數量有限，而且即便找到了這樣的民族，對其典型性、“活化石”特征中的制度和習慣的代表性與普遍性等，也需謹慎分析鑒別。

　　第四，當事人訪談。即對親身經歷或接觸過歷史事件、人物和文獻的當事人進行采訪，通過其回憶再現以往社會生活原貌。這種方法雖然有許多缺點，如當事人可能因年代久遠而記憶不清或記錯事實，或可能因某種原因故意隱瞞、歪曲乃至偽造某些事實，或因許多當事人還健在而無法完全真實敘述一些事實等。但該方法的優(yōu)點也顯而易見。因為在研究離我們生活的時代并不遙遠的一些人和事時，曾經親身經歷過、接觸過當時事件、人物和文獻的當事人的回憶，在得到其他相關資料印證的前提下，是具有較大可信度的。

　　上述四種史學研究方法，對法學研究極為重要，如果運用得當，可以推動法學研究更加成熟。比如，就文本解讀而言，法學的各個學科，不只法理學、法史學等基礎法學，就是各個部門法學都可以使用。社會考證和民族調查，不僅對各個部門法的理論研究，如探討民法、刑法、訴訟法等部門法的歷史起源有重大價值，就是對部門法的立法研究都有重要意義。如中國當前正在開展的民法典編撰工作，就離不開社會考證，即對當代中國社會民事、商事習慣的調查。當事人訪談對法學研究的意義同樣不可忽視。例如，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法治建設歷經曲折，而親身經歷過這一完整過程的當事人越來越少，對這些當事人進行訪談，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將中國法治的歷史進程記錄下來，將是一筆巨大法律文化遺產，對于指導我們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具有寶貴借鑒意義。正是借助這一重要方法，華東政法大學從2007年10月開始，歷時8年時間，組織博士生和碩士生奔赴全國各地，與500余名法學家進行訪談，整理出版了10卷、共600多萬字的《中國法學家訪談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015年出版），不僅填補了中國當代法學研究的空白，也為學界留下一筆重要法律文獻史料。

　　（作者：何勤華，系華東政法大學原校長、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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