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聽到“法家”這個詞的時候，是在文革后期，因為批林批孔，才知道歷史上有儒家和法家這樣的兩個學派。那個時候理解法家的“法”字，與現(xiàn)在社會上大多數(shù)人的理解是一樣的，以為指的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法律。后來才知道，法家的“法”并不完全等同于現(xiàn)在的法律。在古代，主要指的是帝王之術，就是帝王們治理國家，統(tǒng)治百姓的法術。儒家也好，法家也好，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研究如何治理國家、管理官吏、統(tǒng)治百姓的方法，只是取向有所不同，所以有一派被稱作儒家，有一派被稱作法家而已。

　　我們這樣并列起來說儒、法兩家的時候，實際上也是沿用了“文化大革命”時的說法。這個說法實際上有一個很大的誤解，以為儒法兩家就像火車的兩股軌道一樣，既不會在始點站相交，也不會在終點站相接。后來才明白，法家實際上是從儒家中分出去的一個學派，它就像一棵樹上分了兩個叉一樣，一個叉被稱作儒家的“道統(tǒng)”，也籠統(tǒng)地稱儒家；一個叉被稱作法家，商鞅和韓非子是其杰出的代表。大體的情況是這樣的：孔子之前的學說稱儒教，大約在黃帝時期已經被創(chuàng)立，夏、商、周三代在繼承和發(fā)展中都有不同的增減，對神的理解也是有所不同的。到了孔子的時代，儒教主要信的是三元神：天、地、祖。并從此開始，孔子將儒教改造成了儒學，其主要的理論著作就是《易》《詩》《禮》《書》《春秋》這五經。所以從孔子之后，民間以學習五經為主者，被稱為儒家學派，其道統(tǒng)的傳承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另一派的法家其源頭也是孔子，孔子的學生子夏（卜商）在孔子死后回到了衛(wèi)國，在衛(wèi)國開門授徒，教出了以他為山頭的幾代學生，諸如魏文侯、李悝、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到了商鞅這一代，便將這種理論從書齋中搬上了政治舞臺，在商鞅（原來稱衛(wèi)鞅、衛(wèi)國人）的運籌帷幄中，使當時十分落后的秦國變得強大了起來，所以我們后來所說的法家就以他為第一個代表人物，實際上法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應該是孔子的學生子夏，而其鼻祖仍是孔子。  

　　其間，儒家學派又出了一個與道統(tǒng)分庭抗禮的人物稱荀子。為什么說他與“道統(tǒng)”“分庭抗禮”呢？因為他堅持人的“性惡論”，這和孟子的“性善論”直接對抗。用“性惡論”的觀點，荀子培養(yǎng)出了兩個手段非凡的學生，一個叫韓非子，一個叫李斯。韓非子雖然被李斯害死了，那是因為李斯怕韓非子搶了他的飯碗。但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后，其實行的治國方略可以說都是韓非子的理論。而李斯又是秦始皇的丞相，“焚書坑儒”就是他出的主意，改“封分封制”為“中央集權制（郡縣制）也是他的手筆。這兩個人確立了法家路線，成為了法家的最完備的代表人物。  

　　現(xiàn)在來歸納一下。我們此文的題目就叫“一源兩家”，這一源指的就是孔子，這兩家指的就是儒家和法家。文化大革命時期批林批孔，將儒家定位為保守派，將法家定位為革新派，因為批孔的實質就是批判孔子的“克己復禮”，所以將他打入了保守派行列。這樣給了我們的一個誤解就是儒家和法家為兩股道上跑的車，從始至終都是對立的，而且后來的儒家“道統(tǒng)”也是這樣認為和宣傳的，所以現(xiàn)在的很多人仍然桎梏在這一誤解中。  

　　筆者在過去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孔子的哲學觀為“心物論”，論證了他的人性觀點為“善惡論”。這就給后來所分出的兩大陣營“性善論”和“性惡論”提供了理論根據(jù)。同時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古代文化典籍中，筆者還沒有發(fā)現(xiàn)“法家”的明確說法，只是有“道統(tǒng)”與“非道統(tǒng)”的區(qū)別。就是說，古代人并沒有劃分出儒家與法家這種水火不容的兩大陣營，所以在治國理念上也是時有分合。例如孟子就竭力維護“井田制”，提出“君輕民貴”的口號，我們姑且將他視為保守派的代表。而荀子所提出的是“帝王至上”“國家主義”的思想，我們姑且將他視為革新派。他倆的觀點明顯對立。但到了漢代，儒家和法家的治國理念又融合到一起了，像賈誼、晁錯這兩個儒家人物也主張重農抑商的策略。殊不知“重農抑商”是商鞅發(fā)明的，他用這一國策使當時的秦國強大了起來，并最終統(tǒng)一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