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有不可救藥的“百年病”。最近的新文化運動百年便催生了不少研討會和筆墨債，大節(jié)目“文學革命百年”更是即將到來。據說思想史和文學史領域的老宿新銳們都卯足了勁，“文言”、“白話”、“國語”、“方言”這些話題，也要重新鬧猛一陣，真是讓人心潮澎湃。不過，容易忘卻的一個前提是，“文學革命”也好“國語運動”也罷，說到底也是語言學的問題。趁著這股“百年”的熱還沒退，抱著門外漢的心情，不佞最近接連拜讀了三部由語言史旁涉思想文化史的著作。

　　首先，是京都大學平田昌司[HIRATA Shōji]教授的《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這部書看似作者不同時期的論文結集，內里卻有著精密的結構設計，甚至可視作一部以漢語史鋪陳的中國思想史。最后四章《清代鴻臚寺正音考》《清代官話的制度化歷程》《光緒二十四年的古文》《眼睛的文學革命?耳朵的文學革命》，主要關注近代官話的起源、古文的命運、文白交替和國語統(tǒng)一等問題，和我的專業(yè)比較接近，多年前就讀過論文版，姑且按下不表。第一至九章通過“閱讀韻書”來呈現漢語史和制度史（包括政治斗爭）互為影響的歷程，實為精力貫注的大手筆。哪怕是對“東冬鍾江”“幫滂並明”毫無概念的外行，也值得硬著頭皮仔細研讀下去。

　　在全書開篇，平田教授即指出：“漢語很突出的特點可能僅有一個：堅持全用漢字書寫的原則，拒斥其他文字進入中文的體系里，正字意識十分明確?！保ㄇ把缘?頁）他所謂“文化制度”，包括先秦以來旨在“正字”（書同文）、“正音”（官韻和通語）的各種語言政策，到了隋唐以降，則主要體現為科舉功令。

　　制度強調整齊劃一、穩(wěn)定有序，語音字體卻是五方各異、變動不拘。包括東亞諸國在內的漢字世界，古來就存在著“書寫語言統(tǒng)一性”和“各地語言多樣性”的對立。作為方言學者，平田教授當然要區(qū)分書面語和口語的不同：上古時期，華夏貴族和戎狄貴族在書面語層次都遵循“書同文”的原則；在口語層次，則分別展開了“華夏通語/華夏方言”和“華夏通語/戎狄方言”的雙語實踐。較之通常漢語史論著強調漢語音韻學受外來影響而起，平田教授更注重文化史的轉進：隨著造紙技術的發(fā)展和書籍的普及，口耳相傳的授受轉變?yōu)橹癫拈喿x，正是反切—音韻學出現的背景。音韻學在六朝文學講求聲律的訴求下發(fā)展起來，其描寫對象是詩賦等書面語，勢必會在體系化過程中逐漸脫離蕪雜多變口語音系，表現出對于統(tǒng)一“正音”的追求。就此而言，音韻學的嚴密體系正是站在“書寫語言的統(tǒng)一性”一邊，來調控“各地/各時語言的多樣性”。

　　“維護傳統(tǒng)制度與適應語言演變，兩者的抉擇成為傳統(tǒng)語言制度的難題，到二十世紀都可以發(fā)現其遺蹤?！保ㄇ把缘?頁）這個充滿張力的結構當中，制度的約束力和規(guī)范力尤其重要。正是隨著唐宋時代以詩賦為中心的科舉功令之奠定，“正字”、“正音”的追求才得到了制度化保障。在“古禮”等物質性文化消逝的近世，“必須建立‘非物質性文化’（家族觀念、漢字漢文漢語）的理論典范，作為‘中國’觀念的過濾裝置，科舉制度在文化史上起過極大的作用?！保ǖ?頁）科舉維系了字體、字音、詞匯、語法、文體的同一性，成為構建文化認同的重要因素。科舉制度下的“正音”理念，作為一種國家行為，往往會和“古”、“雅”、“士庶”、“土中”、“京洛”等文化想象結合在一起，不同的“正音”方案，還可能引起文化權力和政治利益的爭奪。

　　“正音爭奪戰(zhàn)”的外在體現正是韻書地位的變化。比如，唐代功令以隋陸法言《切韻》為押韻標準。一般認為，《切韻》音系以南方士大夫的雅言、書音為基礎，折衷南北異同而成，主要運用于近體詩賦。但唐代以來，卻不斷有人指責《切韻》受“吳音”污染，欲恢復五胡亂華之前的“古音”。與此相關的現實問題，則是科舉所采的《切韻》音系，并不符合唐代受關中方言影響的士族口語；中唐以后北方方言音變加劇，南方方言更近《切韻》，造成南北科舉的不平等。由此，是否認同“切韻”，便成為折射南北文化和政治權勢升降的一面鏡子。（第二章《〈切韻〉與唐代功令》）

　　“韻書也離不開一代風氣所向，可以當文學史的材料來讀。”（第53頁）南人在詩賦上先天的音韻優(yōu)勢，北方方言入聲韻的弱化，辨別平仄和押仄韻難度的增加，促使更多北人從事旨在以“北朝文學觀打倒南朝文學觀”的古文運動和古音之學。從中唐到明代，文學上復古意識和古文運動的興起，以及道學傳統(tǒng)的深化，為“反《切韻》”運動提供了持續(xù)動力，外化為從詩賦到經義的科舉變革。受道學傳統(tǒng)影響的“辨體”和古文古詩的“辨韻”意識交纏在一起，最終形成古文賦頌用宋明人擬想中的“古韻”，律詩、律賦用所謂“沈韻”或“律韻”（即平水韻）、詞曲用“中州韻”的多元并行押韻格局。（第三章《〈廣韻〉與〈集韻〉》、第四章《唐宋科舉制度轉變的方言背景》、第七章《音起八代之衰——復古詩論與元明清古音學》）

　　宋、明兩代深受外族威逼，“華夷之辨”自是士大夫重要關切，亦體現于韻學趨向的變化。自唐人疑《切韻》不古，宋儒指出《廣韻》、《禮部韻略》分韻亦是“吳音”，內含胡人、佛教的影響。結合自古以來的“土中”觀念和“京洛音”想象，宋元之際遂有“中原雅聲”之說，至明代更出現了多種被界定為“中州”、“中原”音韻的韻書。然而，平田教授卻明確指出，所謂“中原雅音”有極強的想象成分在內，“是一種理論上的，‘韻書起于江左’以前的‘古韻’，并不等同于宋元中原地區(qū)的現實語言”，“它指向的目標不是現實的北方口語音系”。（第99頁）通過辨析元明“中原雅音”類韻書的兩派（主要分歧在于是否保存全濁聲母，入聲獨立還是派三聲），分別了“儒林系雅音”和“曲家系雅音”。前者深受江南道學傳統(tǒng)影響，強調清濁四聲框架和古韻韻例、等韻類別，針對胡音的威脅，具有一定的建構性；后者則以唱曲的實際語音系統(tǒng)為基礎。此外，在異族入主的元、清時代，面臨蒙古“國字”、滿洲“國語”“國書”、拉丁字母（金尼閣《西儒耳目資》）的挑戰(zhàn)，士大夫又自有一套在華夷音韻之間調適的理論，或謂“蠻音反存有古音”，或以“天地元音”統(tǒng)合內亞帝國的“多語種網絡”?？傊?，圍繞作為科舉標準的韻書和聲韻體系的辯論，“古今”、“南北”、“華夷”、“中外”等話題持續(xù)發(fā)酵，充分展現了近世中國“想象共同體”構建的復雜性和多元性。（第六章《“中原雅音”與宋元明江南儒學——“土中”觀念、文化正統(tǒng)意識對中國正音理論的影響》、第九章《韻嚴“華夷”之辨》）

　　平田教授此書網羅放失舊聞，注重版本辨別，許多論斷基于專業(yè)的方言學、音韻學統(tǒng)計和分析，言之有據，最見功力；卻又筆調風趣，精義時出，讓人目不暇給。以上只能鈔撮一些有所感的段落，略表淺陋的心得，深恐自己的微薄學力不足以駕馭。他日若有機會，當另作專業(yè)書評來介紹。在此書“后記”中，作者提到自己深受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Mantarō, 1932-1987]《語言地理類型學》一書的影響：“橋本先生把古代漢語向現代漢語‘縱’的演變跟漢語南方方言向北方方言‘橫’的演變互為驗證進行考察?！?987年橋本先生因病英年早逝，當時筆者在山口大學工作，想想應用《語言地理類型學》，以漢語方言‘橫’的多樣性去解釋中國文學‘縱’的演變如何？”（平田書第321頁）讀書尚友古人，有太多偶然的際遇，因平田教授此語，我又去看了在語言學界享有盛譽，卻少為外行人所知的《語言地理類型學》（余志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初版，筆者所用為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的再版本）一書，方知壺中天地竟如此廣闊。

　　也許從漢語史專門的角度，今天看來，橋本在“細節(jié)上的謬誤數不勝數”。但他挑戰(zhàn)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以來區(qū)分“共時”和“歷時”語言研究方法的雄心，卻又是當年許多專門學者所不能有或不敢有的：“語言學家舊有的知識過分依賴印歐語發(fā)展資料了，印歐語自古以來分散到歐亞各地，許多語族各自獨立地發(fā)展。但是，世界上的語言并不都是這樣發(fā)展起來的。尤其是東亞大陸語言的發(fā)展，基本上是由東方文化中心地的語言緩慢地向同化周圍語言的過程。因此，語言結構的歷史變化和地域推移的對應相當整齊?！保h文版前言，第XIV頁）從印歐語的“分散”到東亞大陸語言的“同化”機制，正是在深刻體察語言特殊性的基礎上，他提出語言史研究縱軸（歷史）和橫軸（方言）結合的觀念，空間上的共時對立正是歷時語言推移的投射。

　　所謂“語言地理類型學”，針對的正是十八、十九世紀以“印歐語”構擬為中心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橋本在歐亞語言類型中分出“畜牧民型語言”和“農耕民型語言”。前者的特點是一旦分散后就趨向于孤立的發(fā)展；而采取“音韻對應”方法，不同分支之間可以比較出一些基本詞匯。東亞大陸的“農耕民型語言”與之不同，“總之以某個文明發(fā)源地為中心（我們暫且認為以黃河中游為中心）非常緩慢地同化周圍的少數民族應該是沒有疑問的”，“農耕民型語言由于被其中心語言的同化和不斷借用，要想闡明這種同化的組合過程，采取印歐語用過的方法，即根據比較法來構擬祖語是非常困難的”。（第4頁）

　　不同的語言發(fā)展類型，更涉及到背后的一整套關于文明起源和國族起源的思想史預設：“農耕民型語言與畜牧民型語言不同，它需要首先假設本來就有著各種各樣的不同語言。各種語言后來被同化為一種語言”（第6頁），因此并不是像最初歷史比較語言學所擬想的“古印歐語”那樣的單一起源?！稗r耕民型語言，由于原先并不相同的語言逐漸被文明中心地的語言同化，因此在詞匯中出現了‘奇妙’的現象：抽象詞匯、文化詞匯都能刊出它們的一致性，而被認為不易變化的親屬關系、人體名稱等方面的基本詞匯反倒存在差異。”這種同化推移的模式，是過去以印歐語為對象的“譜系樹”說和“波形擴散”說都無法解釋的現象。而且農耕民型語言的模式也表明，所謂“漢語”從來都不是本質性的存在，所謂“漢語方言”只是中心語言不斷同化周邊語言的產物。在分析句法結構“順行”和“逆行”在東亞大陸上南北分布的時候，橋本指出：“連結‘南’（南亞諸語）、‘北’（阿爾泰語）的漢語，直到近年才查清它的言語結構決不是等質的。漢語在亞洲大陸語言類型特征的分布中，成為一個由南向北有機聯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保ǖ?1頁）其后則是數千年來由北向南的民族遷徙，今天所謂“漢族”、“漢語”既是“漢”又不是“漢”。（第149頁）

　　由此回看晚清思想史上的國族共同語建構問題，即便是主張“齊物”如章太炎，實亦深受歷史比較語言學影響。其《新方言》欲用《說文》來還原方言的語源字根，進而構造更高層次的“言文合一”與“統(tǒng)一民言”，恐怕仍是參照了歐西學者擬構“古印歐語”的方案。章氏要按理想構建一個本質化的“夏言”或“雅言”，設想各種“鄉(xiāng)土異語”存有“古字古言”，都從這個祖語中分散而出。（參見王風《章太炎語言文字論說體系中的歷史民族》）橋本指出：“越是基本詞匯差別大的‘方言’，其實本來是不同的語言，只是后來其詞匯的大部分以及句法和音韻系統(tǒng)完全被中心語言同化了；現在作為該中心語言的‘方言’，僅僅在非常基礎的詞匯和部分構詞法里還有若干它的本來面貌的殘余。”而針對章太炎式的把方言詞通過“音轉”方式還原到《說文》的作法，橋本反問道：“難道一個字一記載進漢文古籍，就統(tǒng)統(tǒng)都算是漢語詞嗎？這樣所稱的‘漢語’到底是什么漢語？我們所要闡明的是，為什么‘骹’字、‘刣’字分布在中國南半部，在北半部如此之少，正如‘江’字在南方而與北方的‘河’相對。這正是我們在考慮的——漢語究竟是怎樣形成的。”（第158-159頁）語言的“同化”并不能證明“親屬”關系，正如日語、朝鮮語大量借用漢語詞，但即便從比較語言學的區(qū)分來講，它們也屬于截然不同的語系（第160頁）；類似的觀點，同樣適用于觀察文明的生成。從橋本到平田，二者都傾向于用“橫向”（南北）的視角補充已有的“縱向”（古今）敘述，在“同化”多源語言而形成“漢語”的過程背后，是關于何為“中國”、何為“漢”的質問，是“中國”與“漢族”如何在共時和歷時兩條軸線以及想象和現實兩個維度上生成的故事。

　　從以上論述可以發(fā)現，漢字在維系“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文明認同過程中，有著關鍵性的收束作用。然而時至近代，西力東侵之下國族主義和科學主義抬頭，中國周邊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紛紛出現廢棄漢字的論調；即便在中國內部，自晚清到1950年代，漢語拼音化和廢棄漢字的路線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認同。這樣一股“廢止?jié)h字”的近代化潮流，首先在幕末明治時代的日本開啟。我要介紹的最后一本書，安田敏朗[YASUDA Toshiaki]的《漢字廢止的思想史》（平凡社2016年版）即是關于這一段歷史的研討。

　　與橋本、平田二氏不同，安田敏朗并不是那么專業(yè)的語言學者。他的著作如《帝國日本的語言編制》（1997）、《“國語”與“方言”之間：語言構筑的政治學》（1999）、《“國語”的近代史：帝國日本及其國語學者們》（2006）等，主要關注近代日本國族構建過程中，對于“國語”和“方言”的塑造。琉球、朝鮮、日據臺灣的語言問題，是他常舉來說明殖民地與帝國關系的例子。相對來說，安田的研究比較缺乏語言學內部分析，更擅長按照思想史的既有命題，展開關于語言政策和語言學者的外部描述，略給人以蜻蜓點水、浮光掠影的感覺。比如這冊《漢字廢止的思想史》，就按照思想史主題分成以下數章：1、《如何把握漢字廢止、限制論》；2、《“文明化”的思想》；3、《競爭的思想——國際競爭與產業(yè)合理化之中》；4、《動員的思想——效率與精神之間》；5、《革命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所謂“應世”》；6、《草根的思想——“昭和文字”的射程》；7、《總體戰(zhàn)下的思想戰(zhàn)——圍繞標準漢字表的攻防》；8、《敗戰(zhàn)后的種種》。

　　日本自幕府末年前島密（1835-1919）提出《漢字御廢止之議》以來，關于1）漢字存廢，2）采用漢字假名混淆文、純假名還是羅馬字，3）假名使用法，4）漢字限制等問題的討論就一直沒有停止，被稱為“國字問題論爭”——近代國家應該采用怎樣的字體字形，這一問題似乎可以安放科舉功令“正字”、“正音”傳統(tǒng)的延長線上來考慮。安田從明治年間的文明論、社會進化論出發(fā)，歷數大正、昭和時代的產業(yè)化、軍事動員、馬克思主義興起、戰(zhàn)時大東亞共榮圈意識等思想潮流，考察漢字存廢論在其中的位置，并與晚清以來中國讀書人的文字改革論相比照，不無可資參考之處；更不用說近代以來中國的語文變革，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擁有“同文”之便的日本經驗的引導（或誤導）。

　　就漢字圈而言，可能“文”的傳統(tǒng)更需要突出。通過語言史來折射思想鏡像，似乎有點曲折，時或得不償失，卻有助于我們拓展思想史的工具和視野。三部著作的作者都來自日本，立腳點有所不同。安田主要就近代日本自身的問題作檢視；橋本雖以漢語史為對象，卻是針對索緒爾以來普通語言學的傳統(tǒng)。惟有平田教授是在中國史的論域中考慮問題（雖然他謙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見平田書第324頁）。值得一提的是，他這部中文著作并非假手象鞮，而是自己用中文寫成；其簡凈明朗的學術文體，也著實可觀。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繼承了內藤湖南、狩野君山、鈴木豹軒諸先生以來“京都中國學”的好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