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如何錯失最后一次向“虛君統(tǒng)治”轉(zhuǎn)型機會 　　

　　近日，樸槿惠被“豬隊友”坑了。表面上是鬧劇，其實反映了一個深層問題：領(lǐng)導和下屬怎么相處？處的恰當，相互成就。處的不恰當，就是互相挖坑，無論主觀還是客觀。作為標榜儒學、處處學明朝的韓國，是否真的理解了儒家“君臣之道”的核心精神？鄒范平其著作《君臣道》中則稱，儒家的君臣之道，并非宋明以來表現(xiàn)的那樣。在300年前，中國曾有一次回歸傳統(tǒng)儒家“虛君政治”的機會...

　　明清的改朝換代，為中國人提供了一次以儒家理想為形式的君臣分配權(quán)力的絕好實驗機會。非常可惜，中國人把它很輕易地放棄了，當時似乎沒有人認識到中國有一個良機被錯過，至今似乎也沒有人對此從制度角度進行過研究。

　　清朝入關(guān)后第一個皇帝順治帝，24歲就駕崩了。他的早死是一個謎，有病死于出天花和出家為僧兩種說法，與此書大旨無關(guān)，姑且置之不論。順治帝有遺詔一紙，以十四罪自責，大意是說他自己忘記祖宗家法，漸習漢俗，清廷制度與明朝無異，而對滿洲大小諸臣未加重用優(yōu)遇，深自痛悔，云云。順治帝遺詔是他晏駕（或出家）之后，鰲拜命漢大臣王熙撰寫的，完全是按照鰲拜的意思批評了順治帝?？梢娫谌顺嫉难壑?，君主也是有錯誤的，可以批評的。這大概也反映了滿洲王爺們的意見，有虛君的意味。以后就決不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了。茲摘錄幾段，并加以分析于下：

　　朕以微薄之德，繼承祖宗基業(yè)，于今十八年。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承效法太祖、太宗謀劃之余威，因循悠忽，茍且目前，而且漸習漢俗，于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某些滿洲貴族們對于順治帝欣賞漢族文化的行為很不滿意。順治帝是滿洲入關(guān)以后的第一位皇帝，既然住進了紫禁城，滿洲家法不可避免地要被拋棄，不論是否有益都避免不了這一命運。所謂漢習，就是指明朝的政治制度。

　　滿洲家法一大特點，就是所謂的議政諸王大臣會議。汗王也不能絕對地一意孤行，軍國大事要經(jīng)過八旗王爺們七嘴八舌地討論來決定。如此“淳樸舊制”，絕對是有積極意義的。清史學家孟森指出：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國體也。一國盡隸于八旗，以八和碩貝勒為旗主，旗下人謂之屬人，屬人對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貝勒分治其國，無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為首長，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憲法。其國體假借名之，可曰聯(lián)邦制，實則聯(lián)旗制耳?！鼻逄媾瑺柟嘀贫ā鞍送豕巍敝贫?，君權(quán)不能一攬，君臣權(quán)力界限不清，相互制約。努爾哈赤說： “繼我為君者，勿令強勢之人為之，此等人一為國君，恐倚強恃勢，獲罪于天也”，“八固山王爾等中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尊道，可更擇有德者立之。倘易位之時，如不心悅誠服而有難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難任彼意也。至于八王理國政時，或一王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國家者，七王當會其意而發(fā)明之，如己無能而又不能贊他人之意，但默默無言，當選子弟中賢者易之，更置時如有難色，亦不可任彼意也?！保ā肚逄嫖浠实蹖嶄洝肪硭模┻@與孟子的主張如出一轍。

　　努爾哈赤像八王和碩貝勒共議制又稱國議制度，由努爾哈赤創(chuàng)立的王位傳續(xù)制度和治國方針。其核心是八和碩貝勒共掌大權(quán)，后金軍政要務(wù)均由八和碩貝勒商議裁處。努爾哈赤決定，在他去世之后，不承襲國主獨尊的舊制，而采取八和碩貝勒（小王）共治國政的新制。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努爾哈赤下諭，不立嗣子，實行集體共議制，正式確定實行八和碩貝勒共同治國的制度，即所謂“八王共議”制。在八旗制度下，和碩貝勒擁有較大的權(quán)力，諸貝勒互相制約，不允許一人獨斷專行。天命七年三月三日，努爾哈赤對八子說： “嗣朕大位之人，不可以使強梁有力者為也。以這種人為君，恐怕他尚力自恣，獲罪于天也。況且一人縱使有知識，終不及眾人之謀。今命你們八子為八和碩貝勒（小王），同心謀國，差不多可以無過失。你們八和碩貝勒（小王）內(nèi)，選擇其能受諫而有德者嗣朕登大汗（大王）位，若不能受諫，所行不善，更擇善者立之……爾八王面君時，勿一二人相聚，須眾人皆聚之，共議國政，共商國事。”（《舊滿檔案》）這一規(guī)定提高了八王的政治地位。八王共議制的基本內(nèi)容是：

　　第一，繼任汗（大王）者不是太子，而是在八子中議選“有德者”為之，八貝勒（小王）掌握有立汗罷汗的大權(quán)；

　　第二，不得以豪強專斷之人為國主，諸事須八王共議，不容許汗（大王）一意孤行。這就是說八貝勒（小王）掌握著議處軍國大政的權(quán)力，汗（大王）只有與八王平等的發(fā)言權(quán)并執(zhí)行八王決議的義務(wù)，而八貝勒享有“共理國政”的最高決定權(quán)和否定權(quán)，以防止一人之專斷。共議制度使新汗（大王）不能凌駕于八王（小王）之上，不能大權(quán)獨攬；

　　第三，汗諭還規(guī)定，八貝勒擁有獎懲、任免各級官員將帥的權(quán)力，有各類大案之終審權(quán)，有八旗間爭執(zhí)之裁處權(quán)，更換和懲治兇暴、無能的和碩貝勒（小王），大汗不得一人操生殺之柄；

　　第四，八和碩貝勒享有“八分”特權(quán)以及同新汗并肩同坐共受群臣朝拜的地位。經(jīng)濟上保持八王之“均勢”，從明朝掠得之財物，不是大汗個人私產(chǎn)，而應(yīng)分割為八份，防止大汗獨吞；

　　第五，在禮儀上還規(guī)定： 朝會時，繼任汗（大王）必須先向眾叔兄（小王）叩首，然后登上汗座，請諸貝勒并肩齊坐，同受八旗官將兵朝拜。

　　在努爾哈赤發(fā)布諭令后的四年中，后金政權(quán)實行共議制，沒有類似于漢族皇帝南面而坐，一人獨享至尊的特權(quán)。雖然努爾哈赤仍執(zhí)掌最高統(tǒng)治權(quán)，但軍、政、財、罰等日常事務(wù)，已由八貝勒共議，報汗批準，一般都依議而行。這就擴大了八王治理國政的權(quán)力。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病逝，諸貝勒遵照“共議國政”的遺命“集議”任立新汗，正式進入八貝勒共治國政的新階段?；侍珮O時代是國議制度正式開始實施的時代，由四大貝勒（代善、莽古爾泰、阿敏、皇太極）按月輪值，執(zhí)掌政務(wù)。但是皇太極是不能容忍別人分享權(quán)力的，他逐漸削弱八旗貝勒權(quán)勢，終于確立了個人獨裁的極端專制形式。代善、莽古爾泰、阿敏，均為皇太極之兄，分掌大權(quán)，皇太極事事受掣肘，乃設(shè)法加強君權(quán)。他詭計多端，連續(xù)整治了幾位貝勒。天聰四年（1630年），皇太極斥數(shù)阿敏擅自撤離戍守之地，并坐受跪拜，“儼如國君”等十六大罪狀，將其幽禁，次年死于獄中，奪其所領(lǐng)鑲藍旗。天聰五年，莽古爾泰酒后失態(tài)，手出佩刀五寸許頻頻摩視，眾議其“御前露刃”，對汗“悖逆”是為大不敬，革掉了貝勒名號。后來莽古爾泰氣憤而死，皇太極奪其正藍旗，令長子豪格統(tǒng)領(lǐng)。自此以后，諸貝勒的權(quán)力被大大削弱。天聰九年，因皇太極指責代善宴請他素懷怨恨的大姐莽古濟格格公主，是輕視大汗，不遵制令，代善幾乎被革去大貝勒名號。代善年老體邁，又勢單力孤，已無法遏止皇太極獨裁的野心。六貝勒臣都懼怕受到整治，“大小綱紀，俱聽皇太極裁定”。至天聰末年，皇太極已控制了兩黃、兩藍、兩白六旗，于1636年被擁立為皇帝，定國號為清，改元“崇德”，一切朝儀都依漢俗。所謂“既已為君，制令統(tǒng)于所尊”，八旗共治局面由此結(jié)束?；侍珮O終于可以“南面中坐”以顯示至尊之體了。

　　八王共議制度就此完結(jié)。如果把清朝的八王共議制度堅持下去，就是中國政治的巨大進步了。然而清朝沒有這樣做。平心而論，滿洲家法雖然有許多野蠻性質(zhì)，但是也很有可取之處。特別是權(quán)力的分配方式，滿洲家法就比“漢俗”優(yōu)越得多。漢俗就是秦始皇的家法，無非是“朕一言九鼎”，這是法家家法。人們以為自從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以后，皇帝就一直秉承著儒家家法，其實不然。儒家禮法僅僅是一個外殼，內(nèi)容還是法家的。原始儒家的思想與努爾哈赤的思想是一致的。原始儒家那一套禮法總是制約皇帝，有幾個皇帝能自覺遵守？法家的法治觀念則不然，其核心內(nèi)容就是權(quán)力高度集中。其表現(xiàn)形態(tài)就如阿Q所說的： 我“要什么就是什么”，要如何便如何。從邏輯上說，一個人既然有了絕對的權(quán)力，怎么可能自覺自愿地受他人制約？怎么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導致“朕之罪一也”？

　　遺詔又說：

　　宗室諸王、貝勒等，皆太祖、太宗子孫，為國家藩籬支柱，理應(yīng)優(yōu)遇，以示親親之道。朕于諸王、貝勒，接見既是疏少，恩惠亦復鮮見，情誼暌違隔膜，友愛之道未能周道，又是朕的一個罪過。

　　鰲拜主張恢復祖制，由貴族們分享權(quán)力，即努爾哈赤制定的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撇開鰲拜要求自己更大的權(quán)力這一點不計，單說這種權(quán)力分配的形式也是很有進步意義的。人們常常把“進步”理解為“新的形式”，其實不然，客觀地說，“歷史總是進步的”這一觀點并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自圓其說的。應(yīng)該說凡事有所進步就有所倒退，《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就是這個意思。儒家的一陰一陽之道在權(quán)力分配方面的體現(xiàn)就是“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鬃又鲝垖W習堯舜的禪讓，或仿效周文武王的革命，這兩種權(quán)力的轉(zhuǎn)移方式孔子都贊成。在君主制的政治框架之內(nèi)孔子也很贊賞周公模式。所謂周公模式就是以賢臣攝政的方式治理國家。所謂攝政就是代理，由賢臣輔佐君王治國。同時又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此糾正鰲拜一類軍事強人的擅權(quán)越位。這是中國古人的智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極限，也是最現(xiàn)實的辦法，哲學上稱為一陰一陽。今人對孔子多有誤解，不知道孔子也有君臣分權(quán)或虛君的思想。子曰： “無為而治者，難道不是指舜嗎？為什么呢？恭正自己（身心）南面端坐而已！”（《論語·衛(wèi)靈公》）孔子強調(diào)權(quán)力的道德內(nèi)涵，天子只是修正身心南面而坐，看著百官做事。分權(quán)的形式固然重要，然而有永恒意義的則是權(quán)力的道德化。后人借用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外殼，把道德內(nèi)涵掏空，裝進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法家思想內(nèi)容。從秦朝到明朝都是如此，但也不全是，要具體分析。今人有故意將儒家與法家的觀念雜燴于一鍋者，似乎是要以此來堅固自己反文化傳統(tǒng)之決心。對韓非與孔子、鰲拜與周公不加區(qū)分，籠而統(tǒng)之曰“王權(quán)主義”，一筆糊涂賬。

　　鰲拜認為，明朝那一套君權(quán)一攬的制度是不能學的，要確立貴族分權(quán)制度，小皇帝最好是拱手緘默。鰲拜雖然權(quán)欲熏心，然而，正如莊子所云，“道在屎尿”。僅就形式而言，鰲拜之屎尿，有大道存焉?？鬃右彩侵鲝?zhí)熳泳訂蕰r期，拱默三年，由宰相攝政。子張說： “《尚書》云： 殷高宗居喪廬，三年不言。為什么？”孔子說：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主死了，百官都要謹守職務(wù)，聽命于冢宰攝政，三年如此?！保ā墩撜Z·憲問》）對此作膚淺的解釋是，孔子強調(diào)“三年之喪”，其實孔子是在強調(diào)“冢宰”攝政是常態(tài)。對于權(quán)力的形式，孔子重視相權(quán)的作用?？鬃訕O其贊賞周公的本意就是贊成國家政權(quán)的虛君形式，然而這一點往往不易為人理解。周公輔政遠遠超過三年。不過，鰲拜與周公卻有著天壤之別，形式上都是輔政，內(nèi)容卻絕不相同，因為周公有德，鰲拜則甚缺德。這就是“有治人無治法”的最好注釋，所以儒家強調(diào)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等序。鰲拜如有周公的賢明，中國最后一個盛世就不會是與皇權(quán)極盛合流了。盛世總是短暫的，皇權(quán)極盛卻長久得多，如要太平盛世長久，就不能不解決皇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輕重問題。原始儒家的觀念是，天子可以在貴戚中選擇，退一步說，即使不能換人，就無為而治，由大臣們做事，而臣子做得不好可以換人。滿洲家法與此大同小異，豈不是很好嗎？

　　遺詔又說：

　　滿洲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依托，盡其謀劃。朕不能信任，使之有才莫展。且明朝末年失國，多由于偏用文臣，朕不以此為戒，仍委任漢官，即使部院印信，也常令漢官掌管。致使?jié)M臣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騖遠，不能虛己以延納人才。于用人之際，務(wù)求其德與己相等，未能隨才器使，致使治國乏人。若舍其短而用其長，則人有微小技能，亦獲見用，豈至于舉世無才，是朕之罪一也。

　　鰲拜所要求的權(quán)力分配方式，不僅僅是大臣制約皇帝，而且要武將貴于文臣。這都是為了一個目的，他自己要掌握大權(quán)而已。他畢竟只是一介武夫，又是出于獨攬大權(quán)的私心，使得以相權(quán)制約君權(quán)的含義不可避免地具有邪惡性質(zhì)。鰲拜的倒行逆施，把大臣與天子分權(quán)制積極的一面掩蓋了。這是一個深刻的矛盾。

　　這里就“道在屎尿”問題再略加分析。黃宗羲云： “古代商湯之后的宰相伊尹（曾經(jīng)把天子太甲放逐）、周武王之弟周公也是以宰相代理天子，猶如大夫代理諸侯，士代理大夫一樣。后來君主驕橫，大臣諂媚，君主之位才不與卿、大夫、士一樣受約束……古人不傳子而傳賢，把天子之位視同宰相之位，都可以移換。以后天子之位傳子而不再移換，只宰相之位不傳子，仍可以移換。天子之子并不都是賢明的，可以由宰相的賢明加以補救。天子傳賢的意思猶可以通過宰相的賢明來體現(xiàn)，仍不失傳賢的實質(zhì)。（明朝）把宰相罷棄，天子之子一不賢，就沒有辦法了?！睆男问浇嵌瓤?，鰲拜否定明朝的政治制度本來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可惜鰲拜本人缺乏道德，沒有能力實現(xiàn)如黃宗羲所說的由宰相的賢明補救天子的不賢明這一理想，而是相反。鰲拜擅政太過，沒有給康熙帝尤其是漢臣們反思的機會，這是歷史的悲劇。

　　有一個客觀原因就是，在議政諸王大臣會議中沒有漢臣的一席之地，朝議時漢臣們也不能與滿臣平起平坐，他們也就不可能贊成八旗旗主分權(quán)共治的滿人祖制。改革中國政治制度的一次大好的機會，就因為君相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的不能調(diào)和而被錯過了。明朝“皇權(quán)一尊”的舊制度又被清朝全面承襲了，其本質(zhì)就是消滅相權(quán)。

　　后來，乾隆帝就相權(quán)問題特別指出： “尹嘉銓所著各書把大學士、協(xié)辦大學士稱為相國（宰相），而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時已廢而不設(shè)，其后置大學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職守僅是票擬承旨而已，不是古之秉權(quán)執(zhí)政的宰相。我朝列圣相承，朝綱獨攬，百數(shù)十年以來，大學士中豈無一二行私舞弊者，然總不至于擅權(quán)枉法，能移動君主權(quán)柄。大學士之于宰相雖然其名不同，而其職守仍在……如我皇圣祖仁皇帝、皇考世宗憲皇帝及朕躬臨御四十六年以來，無時不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還有何事須借大學士參贊？……昔程頤云： 天下之治亂系于宰相，此只可以就當時朝政卑劣繁冗者而言。若以國家治亂專倚宰相，則人君就幾乎如頭戴皇冠之木偶，況且任用宰相的人不是君主嗎？使人君深居高處，而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大不可也；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至于協(xié)辦大學士職務(wù)本為尚書，不過如御史、學士之類，獻諛者稱之為相國，已深為可鄙，而身為協(xié)辦大學士也儼然以相國自居，不更可恥嗎？……至于名臣之稱，必須其勛業(yè)能安社稷，方才當之無愧。然而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何況歷觀前代，忠良屈指可數(shù)，而奸佞則接踵不絕，可見名臣之不易得。朕以為朝綱整肅，應(yīng)既無名臣，亦無奸臣。為何？有朝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之別，也是社稷之福了。”君貴臣賤至此為極，把臣子參贊的權(quán)力都奪去，臣子的職守只是承旨而已，相當于秘書。而且不分名臣奸臣，視同一物，都是人君的工具，只求好使，不論是非。名臣雖不易得，難道明君就易得嗎？何況大臣能換人，而君主不可易位。乾隆帝與朱元璋一樣，害怕宰相有了權(quán)力會威脅到君主的存在，乃至于連儒臣“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tǒng)精神，也受到他的仇視，這是典型的法家思想。乾隆帝這種思想與體現(xiàn)滿洲虛君精神的順治遺詔相去甚遠了。

　　順治的遺詔一而再再而三地檢討錯誤，如：

　　設(shè)官分職，惟德是用，進退升降，不可忽視。朕于廷臣，明知其不肖，不立即罷斥，仍復優(yōu)容姑息……可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祖宗創(chuàng)業(yè)，未嘗任用太監(jiān)。且明朝亡國，亦因委用宦官。朕明知其弊，不以為戒。設(shè)立內(nèi)十三衙門，委用任使太監(jiān)，與明朝無異。致使營私作弊之事，更超過往昔，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耽閑靜，常圖安逸，燕處深宮，臨朝御政絕少。致與廷臣接見稀疏，上下情誼不通，是朕之罪一也。

　　人之行事，孰能無過？在朕日理萬機，豈能一無違錯？唯聽言納諫，則有過必知。朕每自恃聰明，不能聽言納諫。古云：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抻谒寡?，大相違背。以致臣工緘默，不肯進言，是朕之罪一也。

　　朕既知有過，每自刻責生悔。乃徒尚虛文，未能省改，日積月累，過錯愈多，是朕之罪一也。

　　一個君主能夠如此14次反復承認錯誤，簡直是不可思議，如此懺悔當然不會是出自順治帝本人的意愿。如果這是出于皇帝的自覺自愿，那人們也就沒有必要否定君主制了。人類的根本弱點之一就是死不認錯，天下永無寧日的主觀原因就是人人都死不認錯。君主集權(quán)制把人類的這個弱點無限放大，加強加固至于極點，因此要求皇帝主動認錯無疑是與虎謀皮。這份遺詔是鰲拜自己的意思，它表明，滿人舊制（本質(zhì)上是虛君）也有比明朝舊制（本質(zhì)上是君主集權(quán)）進步的地方。在這個意義上說，清朝取代明朝就是進步，八旗分權(quán)制本來可能導致一次權(quán)力分配制度的改革，可惜清朝又放棄了分權(quán)制度，改習“漢俗”的權(quán)力一元化了。

　　以今人的眼光看歷史，明亡國與否并不重要，遺憾的是老病中國并沒有因為輸入新鮮血液而脫胎換骨。從君臣關(guān)系角度講，失去了一次改革權(quán)力分配制度的好機會，也就失去了社會進步的好機會。只要是人就有爭權(quán)奪利的本能，這種本能可能很不好，但是，“道在屎尿”，這種本能可以導致君臣權(quán)力的平衡狀態(tài)，避免極權(quán)狀態(tài)。因此“滿洲家法”中的積極因素——八旗分權(quán)共治制，如果不被拋棄，或把大臣的權(quán)力提高，很可能使中國的君主制度大為削弱，至少不是加強至于無以復加之極限。一般來說，人們都認為中國的政體轉(zhuǎn)型不經(jīng)過貴族分權(quán)或“冢宰”攝政的過渡，而一步到位才是好的。然而歷史已經(jīng)證明，一步到位的想法根本不能實現(xiàn)。

　　中國人這次錯失良機，可以深入分析，為了避免離題太遠，只能留待以后了。

　　本文摘自鄒范平其《君臣道》，陜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