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趕出了兩套《湯用彤全集》的樣書，湯一介很欣慰，他說：“我想再多活兩天，一直等到父親的紀念館典禮及研討會結束。這兩天一定要把我看護好。”他囑托弟子趙建永將新編的“全集”送往湖北黃梅，湯用彤紀念館將在那里舉行開館儀式。

　　湯一介再沒有氣力前往自己的祖籍了。他最后一次在公眾場合“現身”，是2014年8月23日在“三智論壇”上用視頻寄語——先說明“由于我的身體的原因，很久沒跟大家見面”；簡短的講話中，兩次表示：“我下次有機會再講”。

　　去年9月9日晚，趙建永一行把《湯用彤全集》送到紀念館，出來不久，接到醫(yī)院護理人員來電告知，湯一介病逝。這一年，也是湯用彤逝世50周年，湯用彤被公認為“國學大師”，一直在大學教書辦學。其祖父湯霖是晚清小官，辦過新式學堂。

　　湯一介去世后，弟子和家人在他的墓前樹起“湯公三代論學碑”。排列在最前面的，是湯霖所寫“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正是這一飽含儒家思想的家訓，如一根若隱若現的文脈，跨越百年滄桑，串聯起湯氏三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命運。塵封十二年的湯一介遺稿《我們三代人》中，一門三代知識分子在百年時代跌宕中的思路歷程，是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案例，也是一個縮影。

　　　　

 

　　湯霖像

　　湯霖：吟誦《哀江南》的家族傳統(tǒng)

　　“湯氏家訓”寫于宣統(tǒng)三年，即1911年。湯霖六十歲生日時，學生們送來一幅《頤園老人生日讌游圖》，以示慶賀，他后來題寫了一篇“自序”。湯霖說，“雖然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并強調，“時勢遷流，今后變幻不可測，要當以靜應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樂?！?/p>

　　這一年，正是武昌城槍響，辛亥革命爆發(fā)，革命之勢風起云涌。次年，民國建立，清朝垮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達到高潮。寫“自序”時，湯霖尚在北京，想著回鄉(xiāng)終老。

　　湯一介幾乎沒有聽父親跟他談起過祖父湯霖。1957年“反右”，湯一介產生了一種“悲觀情緒”，有一天在香山，問到祖父的情況。湯用彤只是說，湯霖做過幾任縣官，為官清廉，晚年開辦新式學堂，“平日愛用湖北鄉(xiāng)音朗誦庾信的《哀江南賦》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前者寫盡喪國之痛，后者描述的是南明亡國后南京慘狀。

　　“我想，祖父為什么常吟誦《哀江南》和《哀江南賦》，是看到清王朝大勢已去，而此對讀書人說‘行身立己’實是最為重要之問題。”在新近出版的遺作《我們三代人》中，湯一介如是寫道。

　　事實上，抗戰(zhàn)前后，湯一介幾乎每天都能聽到湯用彤在無事之時，用湖北鄉(xiāng)音吟誦《哀江南》；小時候睡午覺，湯用彤總是輕輕拍打著女兒，吟誦它。在湯一介看來，“像我父親這樣的知識分子有著‘憂患意識’大概深深地根植于其靈魂之中”。湯一介同樣喜愛誦讀，甚至連已加入美國籍的兒子湯雙也會吟誦，孫子湯柏“也能哼幾句”，只不過，對他們來說，“大概已成為無意義的音樂了”。

　　在湯霖寫“家訓”的同年，湯用彤進入清華留學預備學校，此前就已入讀當時新式的順天學堂。這都是湯霖的主張，他“教書授徒”時，也“日舉中外學術治術源流變遷興失”，關注當時思想潮流——這使得湯用彤不僅有國學基礎，還能掌握西方文化。在歷史學者袁偉時看來，湯霖是一個典型的儒者，之所以有這些行動，與晚清社會嘗試變革的整體環(huán)境有關。

　　湯霖如此，其妻同樣開明。另一次談話時，湯用彤對湯一介說：“我上清華，當時坐不起車，只能步行，來回幾十里，每月總得回城里看望你的祖母幾次，否則她會罵我‘不孝’。但她思想很開通，我考上了留美預備班，要到美國去四五年，她不但沒有阻攔，反而說不要戀家，學成再回來?！?/p>

　　　　

 

　　1957年全家福，右起依次為湯一介、湯用彤、湯丹、樂黛云、湯用彤夫人張敬平等

　　湯用彤：“自由精神”的承繼

　　1922年初，已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的湯用彤接受吳宓的邀請，到東南大學任教?；貒蟛痪?，湯用彤發(fā)表《評近人之文化研究》，痛批當時的不良學風。他認為其時某些學者有共同的缺點：“淺”——只看表面現象，淺嘗輒止；“隘”——知識狹隘，以偏概全。書寫這一段時，湯一介點評：“我認為，這或許也是今日學風不正的表現?！?/p>

　　1931年，湯用彤轉任北京大學教授，此后一直在北大工作，任哲學系主任近二十年。湯用彤向來主張“融會中西”，據學者馮契回憶，“他一個人能開設三大哲學系統(tǒng)（中、印和西方）的課程”，講課時“視野寬廣，從容不迫”。有時，剛結束魏晉玄學的課程，他立即帶領學生進入“英國經驗主義”。既吸收外來文化，又深入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這種做法被認為突顯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有利于中華民族“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構，從大眾層面來說，它有功于維持北大的“特殊之精神”，即從蔡元培開始倡導的“自由研究”、“兼容并包”的精神，形成了一種氛圍。

　　湯用彤的傳世之作，包括《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論稿》、《隋唐佛教史稿》等，都發(fā)表于來北大工作后，影響深遠?！斑@么高的學術成就，本身就體現了一個公民在學術領域里面獨立、自由的探索，假如他還是一個傳統(tǒng)儒家，那他就解經、注經，在傳統(tǒng)學問上打滾?！痹瑐r說。

　　尤其是《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為了寫作這部書，六七年時間“幾乎每晚都一兩點才睡”，讓湯一介很是心疼。該書成為中國佛教史經典著作，胡適評價“此書極好”，賀麟則認為：“寫中國哲學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晉以來幾百年佛學在中國的發(fā)展，許多中國哲學史的人，寫到這一期間，都碰到礁石了。然而，這一難關卻被湯用彤先生打通了?！?/p>

　　湯用彤自己也頗為自信。1942年，當時的教育部授予《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最高獎，他很不高興，對朋友們說：“多少年來一向是我給學生分數，我要誰給我的書評獎呢！”然而，1949年后，湯用彤卻對它展開“自我批評”，稱“沒有能夠認識它（指佛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他不再任教，“有職無權”，有一段時間改任北大副校長，分管基建，這是他完全不懂的領域，仍然時常拄著拐杖去工地察看。

　　作為學者，湯一介承續(xù)了父親“自由研究”的精神，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認為，這種精神“是相對的”，“不能孤立地來談論自由精神，它只是知識人的愿景，由社會、個人等各方面因素促成”。1951年從北大哲學系畢業(yè)后，湯一介一直耕耘于未名湖畔，只是，數十年來，他越發(fā)感覺到，“北大這一真精神被摧殘殆盡矣”。北大教授錢理群也深有同感，說：“……現實的北大對于我是越來越陌生了?！?/p>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湯一介主持的北京大學中國哲學文化研究所舉辦“第一屆蔡元培學術講座”，邀請季羨林和漢學家舒衡哲主講。在多個場合，他都強調：“學術上應是‘自由研究’、‘自由討論’，因為有‘自由’才有創(chuàng)造力，才有科學上的創(chuàng)新，學術上的出新?！?/p>

　　2014年5月，十卷本《湯一介集》出版，其中著力解釋了“自由即創(chuàng)造力”的觀點。正是這套文集，收入了“上世紀階級斗爭、政治掛帥時期寫的全部批判性文章”，湯一介坦然以對，要“立此存照”。在其學生、學者金春峰看來，“自由即創(chuàng)造力”是他的全部精神、信念的凝聚，是他的書魂，是給自己的“最大的教育”。

 

　　湯一介在思考《儒藏》

　　湯一介：何處惹塵埃

　　湯用彤對時勢的認識并不是很清楚，采取明哲保身的態(tài)度，比如他的學生向達——在一份文件中，被定義為“硬骨頭”——被劃為“右派”，湯一介寫道，“他本可推托生病不參加批判，但領導找他，也就答應了”。學者趙白生認為，“楊沫（的兒子）也寫過《懺悔錄》，但真正能做到懺悔的是湯一介，他敢于把家人的孤陋抖摟出來?！?/p>

　　1963年“五·一勞動節(jié)”，湯用彤登上天安門觀賞焰火，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次年，湯用彤病逝。他斷然不會想到，“文革”爆發(fā)后，他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他的兒媳、湯一介妻子樂黛云，在某篇文章里寫道：“我真是從心里慶幸他已于1964年離開這個他無法理解的世界。”

　　這或許也是湯一介當時“無法理解”的世界。1943年春，西南聯大附中讀初二時，同學余繩蓀拿來一本《西行漫記》，“大家一起讀”，越讀越感興趣，雖然對“革命”一點不懂，但覺得延安“一定很有意思”。余繩蓀提議不如去延安看看，于是，湯一介從家里偷了一支金筆、一個金表等，另一位同學偷了副金鐲子，賣了一部分，五六個人相約而行。結果，到了貴陽就被抓了起來，關進了警備司令部。

　　商量該怎么辦時，想起箱子里帶著《西行漫記》?！安恢l看到我們住的小房間的地板上有不少縫隙，我們就把《西行漫記》撕下，一張一張由地板縫隙塞入地下。并且大家商量好，都說我們因對聯大附中不滿要到重慶念書?！?/p>

　　被教務主任接回昆明后，湯用彤并沒有責備湯一介，而是聯合幾位家長寫信給校長，“對聯大附中提出了批評”。多年后，談及這段“西去延安”的經歷，湯一介說：“正是由于我沒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機會在北大念書，也才能在北大遇到樂黛云，我們才能結合在一起……”然而，1957年，樂黛云被打為“極右派”，“文革”甫一開始，她又成了“翻天右派”，湯一介則是“走資派黑幫”。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湯一介“真心認為自己犯了嚴重錯誤”，站到革命路線的對立面了；樂黛云寫道，“我們真的從心里為這次‘革命’歡欣鼓舞”。

　　“文革”中，湯用彤珍藏的成套佛經，每函被抽出一本檢查，有去無回。十年間最窘迫的時候，湯一介賣掉父親送他的一套武英殿版《全唐文》，得到六百元。救了燃眉之急，他還不時“呆呆地看著那一格空蕩蕩的書架”，“滿臉的凄惶”。

　　與此同時，整個事態(tài)的發(fā)展，越發(fā)不可收拾。湯一介要接受批斗，每天還要在校內勞動，或在廣場上拔草，或清掃馬路等。之后，他和樂黛云、兒子湯雙，與北大兩千余名員工一起，下放江西鯉魚洲五七干校。

　　“文革”前后，湯家和馮友蘭家是鄰居。馮作為“反動學術權威”，目標很大，每次被批斗時，湯一介往往也要“陪斗”。他最怕馮支持不住，由凳子上掉下來，沒想到“卻像一塊磐石一樣，站著一動不動”。“文革”后問起當時的想法，馮說：“當時我什么也沒聽見，心中默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眱扇讼鄬Υ笮Α?/p>

　　直面歷史，重燃思想火焰

　　與彼時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湯一介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1949年之前，他為追求真理，探討人生意義，擁抱了哲學。1949年后，很快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生活給了我這樣一個錯覺，好像通往‘真理’的門大開著，是一條平坦筆直的大道，幾乎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熟記那些由前蘇聯輸入的教條。”

　　此后，湯一介積極閱讀、宣傳馬克思主義。1973年，刮起了一場所謂“反右傾回潮”風暴，他擔心再次受到批判，正好北大相關部門要把一些“熟悉孔孟之道”的教員調到“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中，便“很高興”地加入進來。沒想到，掉進了“梁效”這個深淵。

　　因為有躲過批判的“私心”，在“兩校大批判組”，湯一介很賣力。另一部分人“批林批孔”，他和學者周一良等人，主要編材料，包括參與《林彪與孔孟之道》的編寫，有時到各處去宣講。江青曾讓他們到林彪住所查看他的圖書，要找一些所謂“復辟資本主義”的話，卻發(fā)現其藏書竟有七萬多冊，使他們“嚇一跳”。

　　在“批判組”，湯一介和其他人一樣，都在“緊跟”、“迎合”。1976年，毛澤東去世。他第一個想法是，“我們不知應該跟誰了”。隨著“四人幫”的倒臺，他被沒完沒了地審查，兩年后，“漸漸地有了一些領悟”，到80年代初，“較為徹底覺悟了”。

　　這段歷史，湯一介幾乎不在人前提起。在遺作《我們三代人》一書中，他開篇即說“自己也不能原諒自己”，接著用1.2萬字的篇幅首次訴說個中細節(jié)，連樂黛云都大感意外。新書出版座談會上，北京行政學院教授張耀南說，“……面對問題，他不是怪罪環(huán)境，而是充滿自責，這可以追溯到中國歷史上‘罪己’的傳統(tǒng)，放在中國整個文化背景下來理解?！?/p>

　　如何面對權力，是儒家的根本性困境?！坝X悟”之后，湯一介“再不說那些違心的話”，他要找回“自我”，“恢復知識分子應有的骨氣”。在袁偉時看來，上世紀八十年代開辦中國文化書院，標志著湯一介自我的覺醒。書院編選書籍，舉辦國際學術討論會，開辦講習班，是當時推動“文化熱”的代表性力量。郭齊勇參加過第一期講習班，梁漱溟、馮友蘭等人來上課，他感覺“很興奮”，“當時我們對自家文化的理解還是教條的、批判的，這期講習班給我們觸動很大，扭轉了我們的一些看法?！?/p>

　　1983年，湯一介出版了《郭象與魏晉玄學》，旨在破除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軍對壘的模式”。此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儒道釋》、《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等紛紛面世。晚年，湯一介最投入的是《儒藏》的編纂工作，主持這項全面收藏儒家經典的巨大工程，他形容自己“非常小心，戰(zhàn)戰(zhàn)兢兢”。

　　去年1月，湯一介還結集出版了《矚望新軸心時代》，從西方文化反觀中國，學者杜維明評價他，“為21世紀中國哲學的全球化譜寫了發(fā)人深省的樂章”。 正是在該書發(fā)布會上，他覺得自己“一生中間最有創(chuàng)造力、思想最活躍的時間被浪費了”，希望“這樣的問題不要再發(fā)生”，因而接連強調要“讓大家自由思想，讓大家自由討論，讓大家自由發(fā)揮潛力”。

　　當年9月，湯一介去世。緊跟祖父、父親，他的墓碑上鐫刻著：“確立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性，使中國文化在21世紀的反本開新中，匯通中西古今之學，重新燃起思想的火焰，這是當代中國哲學家的責任?！?/p>

　　對于“生死”，大概在二十歲時，湯一介就參悟過。在一首題為《死》的小詩中，他寫道：“春天死了/來的不是夏日/母親生我/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墳墓?！?/p>

　　（本文參考了《我們三代人》、《湯一介散文集》、《樂黛云散文集》、《湯一介學記》、《湯一介傳》、《燕南園往事》及《跨文化對話》第34輯湯一介紀念專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提供的樂黛云演講速記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