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普遍認為“愚公移山”僅見于《列子·湯問》篇(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59-161頁)，譬如，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篇中就說“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309頁)。《列子》“愚公移山”故事的原創(chuàng)性似乎無可置疑。但是，偶然的一次翻閱使我對此有了新的看法。《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02冊，No.0135，第857-859頁，以下簡稱為《大正藏》)收錄了晉代名僧竺法護的一種譯經(jīng)，題為《佛說力士移山經(jīng)》(以下簡稱為《移山經(jīng)》)。經(jīng)文開篇曰：

　　聞如是：一時佛游拘夷那竭國力士所生地大叢樹間，與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臨滅度時，時國臣民皆出來會。佛問阿難：“斯國大眾，何故云集?”賢者阿難白世尊曰：“有大石山去此不遠，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妨塞門途，行者回礙。五百力士同心議曰：‘吾等膂力，世稱希有，徒自畜養(yǎng)，無益時用，當共徙之，立功后代?！幢悴荩R聲唱叫，力盡自疲，不得動搖。音震遐邇，是故黎民輻湊來觀。”

　　我們試比較“愚公移山”的開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盡管故事的主角不同，二者描述移山背景的語言和情節(jié)卻非常相似，如“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與“有大石山去此不遠，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與“妨塞門途，行者回礙”，“聚室而謀”與“五百力士同心議曰”，再如：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這段話與《移山經(jīng)》“吾等膂力”四句的表述，似相反而實相承;至于下文愚公“雖我之死，有子存焉……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陳述，也不過是對《移山經(jīng)》“當共徙之，立功后代”的進一步發(fā)揮?！兑粕浇?jīng)》隨后說：

　　于是世尊問諸力士：“汝等何故體疲色顇?”答曰：“今此大石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欲共舉移。始從一日，勤身勠力，至于一月，永不可動，慚恥無效，取笑天下。是以疲竭，姿色憔悴。”“此何所希冀?”力士答曰：“唯然大圣，我之福力，莫能踰者，庶幾欲徙石，光益于世，著名垂勛，銘譽來裔，使王路平直，荒域歸伏?！狈鸶媪κ浚骸懊魅曛另獠豢叭?，吾為爾移，遂汝本愿，使汝戴功，慎無愧懼?！绷κ繗g喜，啟曰：“敬從!”于時世尊更整法服，以右足大指蹶舉山石，挑至梵天，手右掌持摶之，三轉置于虛空，去地四丈九尺，還著掌中。

　　我們再比較“愚公移山”：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

　　“明汝至愍，意不堪任”就是“帝感其誠”的意思，在這里，釋迦世尊以神力移山被置換為天帝“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列子》“愚公移山”與《移山經(jīng)》在文本上的相似，絕非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此二者孰先孰后?晉人張湛的《列子注序》(《全晉文》卷一百三十八)關于《列子》思想內容的評述為我們提供了可靠的線索：

　　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余《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于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jīng)相參，大歸同于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

　　作為《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釋者，張湛對《列子》的流傳和文本情況當然也是比較了解的。在先秦時期，佛教尚未進入中國，至于佛經(jīng)的廣泛流行，則始于晉代。這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換言之，張湛已經(jīng)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列子》一書不是先秦古籍。在張湛看來，《列子》一書的內容頗多佛學思想的滲透，而語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載體，這意味著《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與佛經(jīng)有關。章炳麟《菿漢昌言》卷四“湛謂與佛經(jīng)相參，實則有取于佛經(jīng)爾”，如此理解是正確的。對此，季羨林先生做過非常具體的研究。1949年2月，季先生撰《〈列子〉與佛典——對于〈列子〉成書時代和著者的一個推測》(《季羨林文集》第六卷《中國文化與東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3頁)一文，該文為《列子》的斷代問題提供了有力的論證。季先生敏銳地發(fā)現(xiàn)《列子·湯問》篇和西晉竺法護譯的《生經(jīng)》都有關于“機關木人”(就是木制機器人)的記述。在經(jīng)過細致的文本比對和深入的考察、探討之后，他指出：“《列子》與《生經(jīng)》里機關木人的故事絕不會是各不相謀的獨立產(chǎn)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個抄襲的另外一個?，F(xiàn)在我們既然確定了印度是這個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襲佛典恐怕也就沒有什么疑問了?！薄啊读凶印芳热怀u了太康六年譯出的《生經(jīng)》，這部書的纂成一定不會早于太康六年(285年)。”如此為《列子》成書斷代是科學的合理的。但張湛《列子注序》稱“遭永嘉之亂……僅有存者”云云，對此，季先生指出：“永嘉之亂大概是指的永嘉五年(311年)晉懷帝的被虜?！薄坝兰挝迥晟暇嗵盗曛挥卸辍Ｎ覀兘^對不能相信，在《生經(jīng)》譯出后短短二十幾年內，在當時書籍傳播困難的情況下，竟然有人從里面抄出一段湊成一部《列子》?！贝苏f則可商榷。其實古人編書和傳播書籍，速度非常之快。即以《列子》為例，其《周穆王》篇乃攝取汲塚書《穆天子傳》而成，甚至連“機關木人”也被套裝在“穆王西巡狩”的敘述中?！稌x書》卷五十一《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fā)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shù)十車?！赌绿熳觽鳌肺迤?，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涞垡云鋾睹貢＞Y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币虼?，《穆天子傳》的流傳必在束皙等人的整理本完成以后，即太康二年至太康六年之間(281—285年)。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列子》一書應當始創(chuàng)于太康六年之后永嘉五年之前這26年之間(285—311年)。而特別令人驚喜的是，《生經(jīng)》的譯者竺法護也是《移山經(jīng)》的譯者!而“愚公移山”和“機關木人”的故事也都見于《列子·湯問》篇!如此看來，《列子》的始創(chuàng)者曾經(jīng)比較系統(tǒng)地閱讀了法護譯經(jīng)。

　　《佛說力士移山經(jīng)》，又稱《力士移山經(jīng)》或《移山經(jīng)》。南朝梁釋僧佑《出三藏記集》卷第二：“《移山經(jīng)》一卷，舊錄云《力士移山經(jīng)》?！?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35頁)隋沙門法經(jīng)等撰《眾經(jīng)目錄》卷第三：“《移山經(jīng)》一卷，一名《力士移山經(jīng)》，晉世竺法護別譯?！?《大正藏》，第55冊，No.2146)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第十三：“《力士移山經(jīng)》一卷(或直云《移山經(jīng)》)，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大正藏》，第55冊，No.2154)其作為法護譯經(jīng)的真實性是沒有問題的。實際上，移山神話乃是中古時期佛典的常見物語。我們試讀：

　　昔佛在王舍城竹園中說法，時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卻后七日，皆當命盡。自共議言五通之力，反復天地，手捫日月，移山住流，靡所不能。(晉法炬、法立譯《法句譬喻經(jīng)》卷第一，《大正藏》，第04冊，No.0211)

　　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jīng)》卷第二、卷第九和卷第三十都有相似的表述(《大正藏》，第04冊，No.0212)，東晉太元時期的名僧竺曇無蘭所譯《佛說忠心經(jīng)》也有關于“梵志三盡道力”的移山故事(《大正藏》，第17冊，No.743)。凡此均導源于《移山經(jīng)》，由此足見其流布之廣與影響之深?！兑粕浇?jīng)》是《列子》“愚公移山”故事的“前文本”，這一點比較容易發(fā)現(xiàn)，而另外兩個“前文本”則相對深隱：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篇，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1頁)

　　北二百里，曰發(fā)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wèi)，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wèi)，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山海經(jīng)》卷第三《北山經(jīng)》，袁珂《山海經(jīng)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頁)

　　所謂“北山愚公”與“河曲智叟”之名，即從《論語》所載孔子“上智”“下愚”之說而來，《列子》的作者反其意而用之，故“上智”與“下愚”是“可移”的，而非“不移”的;其次，“愚公移山”的寓言乃是針對《山海經(jīng)》中精衛(wèi)填海的神話攝取天竺佛典而創(chuàng)作的(如《山海經(jīng)》夸父逐日的神話被《列子》攝取，其文本位置緊隨“愚公移山”之后，見楊伯峻《列子集釋》，第161—162頁)，移山與填海正好匹配，因為這兩個故事張揚了同樣的人文精神。如果沒有精衛(wèi)填海的神話，也就不會有“愚公移山”的寓言?；凇读凶印ぶ倌帷菲娜鍖W語境，我們對“愚公移山”與《論語》之關系尚可深入討論?！墩撜Z·子路》篇：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闭垖W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狈t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35頁)

　　孔子并非鄙視勞動，更非鄙薄體力勞動者，而是客觀說明其與農圃社會分工之不同?！睹献印る墓匪d孟子關于社會分工的言論實際就是對孔子這種思想的進一步發(fā)揮，其結論是：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24頁)

　　而《列子》“愚公移山”的寓言則張揚了勞心者未必智、勞力者未必愚的人類平等思想，于是，我們看到了“叩石墾壤”、志在移山的勞動人民的身影。在魏晉門閥世族主導的等級森嚴的社會中，這是極其光輝燦爛的人文景觀!在張揚儒學的同時，《列子》又援佛入道，融化西來之佛學思想，以溝通釋、道二家之津梁，其孤明先發(fā)已經(jīng)為南北朝時期儒釋道的文化融合導夫先路了。在儒釋道合流的前夜，在歷史天宇的深處，《列子》仿佛是一顆幽棲的孤星，雖然光彩熠熠，而周遭的卻是難以穿越的寂寥?！读γ菲路鹗侨丈竦捻б鈿g歌，《楊朱》篇仿佛是酒神的猖狂舞蹈，其作為全書之核心(其他六篇都是對此二篇的“學術掩護”)，無疑是與其所處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王肅(司馬昭的岳父)構建的偽儒學以及在此偽儒學支配下的行為方式相背離相抵牾的(王氏公然偽造孔子言論，編成《孔子家語》《圣證論》和《孔叢子》三部偽書)，故《列子》的作者不得不托名于古人，不得不暗淡了自我。因此，如果有人一定要說《列子》是偽書的話，那么，我更愿稱它為一部杰出的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