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咸豐帝而言，1858年的城下之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洋人得以入城，還在中國內地自由行走。年輕皇帝的腦里卻滿是“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夷蠻要服”的古老禮數，豈可與洋人平起平坐？

　　　 　　

　　英國軍艦在廣州珠江上炮轟清軍設在沿岸的防御工事

　　在《萬歷十五年》的開頭，黃仁宇描述了這樣一個故事：1587年3月2日，因為有謠言稱皇帝將舉行午朝典禮，明王朝的大小京官齊集皇城之內，一時混亂非常。24歲的萬歷帝大為震怒，他下旨將全體京官罰俸兩月，以為懲戒。黃仁宇如此解釋年輕皇帝的怒氣：在一個技術上極為粗率、人口基數又異常龐大的帝國，“禮儀”可以替代精細的預算體制和復雜的商業(yè)管理辦法，通過等級尊卑和建立認同來維持政權穩(wěn)定?，F在一眾官員自相驚擾、狼奔豕突，實在不成體統(tǒng)，可能給庶民帶來不佳的示范；故其雖未造成實際損失，懲罰卻倍于往常。

　　三百年后，另一個年方19歲的青年接手了曾令萬歷帝頭痛不已的江山。他的才智和機敏據說不如那位前朝君主，但果決絕不在早年萬歷之下。登基不到9個月，以“咸豐”為年號的新君主就罷黜了庸碌貪瀆的軍機大臣穆彰阿，并把力主“款夷”、被斥為漢奸的耆英革職，大有中興氣象。盡管太平天國、捻軍等蜂起，但皇帝既已顯出慎勤的明主姿態(tài)，安內想來只是時間問題。至于這番勵精圖治的目標，和萬歷時代倒也沒有太大分別，無非是復興以“禮”為中心的等級秩序、安定社稷。

　　然則1850年代的滿清政權，需要面對的不僅是一群遵循與他們大致相同的政治理念的流寇。在洪秀全的天兵天將席卷長江中下游的同時，一支來自歐洲的艦隊也于廣州再度啟釁，欲使1839-1842年戰(zhàn)爭后成為事實的政治和經濟特權進一步明確化。不幸的是，咸豐帝似乎并不了解、也不屑于知曉“洋夷”和“發(fā)匪”的本質差別，他那套以“禮”為中心的戰(zhàn)略締造信條具有解釋一切的效力，自然也被用作“撫夷”的指導方針。于是，在古老帝國的大門已經被堅船利炮攻破后約15年，西方國家眼中重于泰山的利權依然被當成仁慈的象征隨意施給，在外人看來只是瑣碎細節(jié)的入城、遣使、駐京等事則因悖于禮制，成了朝廷眼里的洪水猛獸，萬萬不可讓步。這便是1856-1861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緣起，而咸豐帝在此次戰(zhàn)爭中的全部決斷，極好地展示了不良的知識結構、思維慣性和傳統(tǒng)觀念在多大程度上制約了人們做出理性選擇的可能性。不過咸豐帝本人并不在乎這一切，他在戰(zhàn)爭結束后一年駕崩，把改變的責任留給了后人。

　　廣州：想進？不讓進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直接誘因是1842年《南京條約》的“尾巴”—英國人在通商口岸的寄居問題?！赌暇l約》正本含混地承認了這項權利，但對細則交代不明：中方認為英商及其眷屬可以在各口岸的港區(qū)居停、但不得入城，英方則堅持要到城邑之內活動。咸豐帝及其辦理涉外事務的首席代表兩廣總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認定：夷人入城事關中外大防，使其與士民雜居，不獨有損天朝體面，亦可能淆亂人心。在兩廣總督的駐節(jié)地廣州，官府默許士紳煽動排外情緒，引發(fā)了1849年的反入城風潮。

　　英國政府對反入城的深層緣由似乎不甚明了，在他們看來，既然爭執(zhí)之起始于《南京條約》的善后不良，那么擇機將關于入城的條款明確化即可。1854年，英國駐華公使包令利用美國和法國在1844年簽署的條約將滿12年、應行修訂的機會，援引“一體均沾”條款，尋求簽署關于入城問題的新條約。兩廣總督葉名琛當然知曉，入城的命門在于有悖禮制，斷無商量的余地；但這位能干的官僚老于世故，認定自己可以靠中國官場的羈縻功夫來應付洋人。對登門要求修約的包令，他時而閉戶稱疾、時而佯稱繁忙，避而不見；萬不得已見了面，則溫言寬慰、顧左右而言他，唯獨對修約這件要事不置可否。包令無可奈何，只得與美法兩國使節(jié)乘船前往天津，在海河口外呈上18條修約要求。但葉名琛早早呈了奏折給皇帝—洋人借口修約，意圖不明；在剿滅“發(fā)匪”正值緊要關頭之際，怎能讓這點小事驚動了圣駕？莫若將其打發(fā)回廣州，管保萬無一失。于是，咸豐帝果斷地駁回了洋人的提請，把他們打發(fā)回南邊。一來二去，這種不接觸、不承諾、不負責的伎倆居然爭取到了兩年的時間。

　　1856年10月，修約的最后期限已至，葉名琛依舊在消極抵抗。包令和駐廣州領事巴夏禮按捺不住了，他們讓東印度-中國艦隊司令西馬糜各厘海軍少將派3艘炮艇駛入珠江，炮轟廣州城，并遣2000名士兵登陸，占領了總督衙門。但這次行動事先沒有征得倫敦的同意，調用的兵力不多，英軍在攻破虎門和省城周邊炮臺后就止步不前。逃入舊城的葉名琛則依舊拒絕修約，他以一副義正辭嚴的腔調宣布中止中外貿易，作為對洋人的懲戒，并慫恿市民焚毀了十三行街的外國商館。至于對咸豐帝，他自是謊報了各種“大捷”以邀功請賞。

　　1857年春夏之交，英國下院在對華用兵問題達成了一致，帕麥斯頓首相委任前加拿大總督、額爾金伯爵詹姆斯?布魯斯為全權代表，指揮對廣州的示威性進攻。隨額爾金前往華南的有大小艦船44艘、官兵近萬人。額爾金在當年12月12日給葉名琛發(fā)去一份照會，限定后者在十日內答復關于入城、修約、賠償被焚商館損失在內的多項要求，哪知葉名琛的耳目遠比他機靈—早在7月份，這位聰明的總督在香港收買的探子就報稱：英人在上一年的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遭遇了慘敗，新近又為印度兵變困擾，政府即將垮臺。事實當然是與這份“情報”截然相反的，但在當時的葉名琛眼里，額爾金的通牒恰恰是一種佐證：英人準是黔驢技窮、無可奈何，才會虛張聲勢的！于是他既不談判、也不備戰(zhàn)，只是復信拒絕對方的要求?，F在，葉名琛已經開始坐等對方悻悻撤軍了。

　　12月28日拂曉，英法聯軍20余艘艦艇以猛烈的炮火轟擊廣州城，隨后海陸軍5600余人登陸。戰(zhàn)事在兩天內就結束了，“不戰(zhàn)、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葉名琛被押往加爾各答，此公以“海上蘇武”自命，日誦呂祖經不輟，越明年而亡。巴夏禮在廣州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管理這個抵押品，一直維持到1860年。

　　結束對廣州的進攻后，額爾金和法國代表葛羅草擬了致北京的照會，宣稱愿意在上海談判修約，要求中方派出全權代表。但咸豐帝還是那句“粵事應歸粵辦”，要他們去和葉名琛的繼任者、新任兩廣總督黃宗漢交涉，顯得極不耐煩。英法使節(jié)乃會同美俄代表，于1858年4月乘艦北上，在天津投遞了要求談判修約的照會，限定六日答復。直隸總督譚廷襄清楚咸豐帝的脾性，自然未敢應允，于是英法艦隊在5月20日發(fā)起了攻擊。當天中午大沽炮臺失陷，咸豐帝不得不派東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與眾夷展開談判。6月下旬，中方接受了四國代表的全部要求，與其簽署了《天津條約》。四國除獲準派公使駐京外，還得將通商口岸增加為十口，外人在中國內地游歷傳教皆得自由，關稅每十年協(xié)定一次，中方同時須賠償英國軍費400萬兩、法國200萬兩。聯軍隨后撤兵南返。

　　大沽：換約和與戰(zhàn)

　　對咸豐帝而言，1858年的城下之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洋人不僅得以入城，還能在中國內地自由行走。更可惡的是，這幫蠻夷居然還要駐節(jié)在京，以西方禮節(jié)覲見皇帝本人：這豈非置宗藩尊卑于不顧？年輕皇帝的腦子里滿是“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夷蠻要服”的古老禮數，中國在名分和威望上都應是四海共主，是朝貢體系獨一無二和至高無上的中心，豈可與洋人平起平坐？他的腦海里閃過“禮崩樂壞”四個字，開始后悔了。

　　為了挽回這項大謬，在1858年10月進行的關稅細則談判期間，咸豐帝突然做出一項驚人指示：如果英方愿意放棄公使駐京、內地游歷、長江沿岸開放、賠款這四項于“天朝體面”損害最大的條款，中國可以免除所有進口洋貨的關稅。73歲的桂良被皇帝的主意嚇了一跳，他深知西人絕不可能推翻四個月前剛剛簽字畫押的條約，對皇帝的“慷慨”也不會有任何感恩。他根本沒有把這個餿點子拿上正席，只是隱晦地暗示英國代表：如果能把公使的常駐地由北京改為上海，皇帝在利權問題上將更好通融。英國人也便順水推舟，同意將公使改駐上海，但有事時可隨時進京。關稅比率被確定為值百抽五，各細則在《天津條約》締結一周年之際，經正式換文開始生效。

　　時間過得飛快，1859年6月很快就到了。額爾金的弟弟、英國新任駐華公使弗雷德里克?賴特-布魯斯和法美兩國代表乘著軍艦抵達上海，通知桂良自己將前往北京換約。然而咸豐帝似乎打定主意不想見這三個蠻夷，他授意桂良傳諭給布魯斯，要后者在上海換約，當然遭到拒絕。6月20日，在英國東印度-中國艦隊20艘軍艦陪伴下的三位公使抵達白河口，要求中國守軍拆除河口的檔柵，讓換約代表登岸。咸豐帝在相距不過一日路程的北京磨蹭了整整四天，才于24日“恩準”對方在限制人數的情況下由北塘后路進京。然而布魯斯的耐性已經耗盡，25日上午，在直隸總督轉呈的上諭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就命令海軍少將何伯對大沽炮臺發(fā)起了進攻。

　　出人意料的是，1859年的大沽之戰(zhàn)成了晚清對外戰(zhàn)爭史上難得的大捷。督辦天津防務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重建了前一年被聯軍擊毀的炮臺，裝上40余門新鑄的銅炮和洋式鐵炮，又在河道內設置了由木樁、木筏、鐵索、格柵組成的防材。而英軍因為河道狹窄，只派11艘較小的木殼蒸汽炮艇闖入河口求戰(zhàn)，遭到兩岸炮臺集中轟擊，有4艘沉沒。日落后，幸存的炮艇拖著載有陸戰(zhàn)隊的舢板在炮臺前方登陸，卻因為灘頭落潮，陷于泥沼和壕溝之中，再度為清軍痛擊。到午夜何伯下令撤退時，英軍已有81人戰(zhàn)死、345人受傷，法軍死12人、傷23人；清軍僅陣亡官兵32人。

　　咸豐帝受到莫大的鼓舞，8月1日，他諭令兩江總督兼辦理各國事務欽差何桂清，稱朝廷決意盡廢上年中英、中法條約；倘兩國尚能“悔悟”，中方將按中美條約之款目及換約模式，由兩江總督與之另訂新約，并在上海換約。這實際上退回了一年半以前的套路，即既不允入京換約、又不予直接接觸，而剛剛于1859年6月第二次組閣的帕麥斯頓勢必不能接受。于是額爾金受命使華，率一支由7艘蒸汽巡洋艦和34艘炮艦組成的艦隊去進行訛詐。英方開出的新條件名目繁多：中國政府須為大沽之戰(zhàn)作出道歉；應準許英法使節(jié)乘本國艦船抵達天津并入京換約；《天津條約》應予完全實行，其中關于賠款的條款繼續(xù)有效；中方須為大沽之戰(zhàn)的破壞另行賠款。中樞對此不置可否，于是戰(zhàn)端再啟。

　　1860年8月1日，英法兩國艦隊又一次抵達天津外海。英國艦隊除海軍主力外，還搭載著多達11000人的陸軍部隊；法國也派出艦船40余艘，陸軍6700人，而僧格林沁部署在大沽的守軍總共只有10000人。為了避免糾纏，聯軍干脆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岸。整整十天時間，僧格林沁都在等待對方進攻大沽，根本沒有料到對方會從北邊突然發(fā)起攻擊。8月12日，8000名聯軍在新河逐退了2000名清軍騎兵；21日，2500名聯軍在炮火掩護下攻占大沽北岸，僧格林沁為保存實力，下令南岸守軍撤往通州。次日，英國艦隊安然駛入白河。

　　聯軍在北塘登陸的同一天，直隸總督恒福按照前一天寄來的諭旨，請美國公使居間調停。此人全然不提咸豐帝“盡廢條約”的表態(tài)，大講要英法“按照貴國上年之例，進京換約”，似乎只要兩國使節(jié)愿意按中方在前一年6月的設計，由北塘進京換約，1859-1860年圍繞換約問題發(fā)生的一系列戰(zhàn)事就可以一筆勾銷。美國人多半覺得在兵臨城下的關頭談什么“進京換約”過于幽默，于是“并無言語”。但中國式的幽默還不止于此，到了8月16日，咸豐帝居然下了一道上諭，要正在津南咸水沽的西寧辦事大臣文俊“兼程前赴北塘，伴送英法使臣進京換約”。英法一側對此哭笑不得，只能以文俊未奉到全權頭銜為由，把他打發(fā)了回去。

　　北京：圓明園的悲劇

　　8月24日，上諭指派兩年前主持《天津條約》談判的桂良偕恒福為欽差大臣，往天津交涉停戰(zhàn)。英法無意再費口舌，直白地要求清方全盤接受之前的新條件。桂良隨后又報稱，英法擬各派兵四五百人護送使節(jié)進京換約，并先遣數十人來京物色住處。這又一次觸著了咸豐帝的痛腳：他最痛恨的就是西人進京換約這一條。于是，皇帝一面恐嚇桂良“不準以顧大局為詞，再行瀆請”，一面要他“務令該夷先將兵船馬隊全行退出?？?，并不準多帶從人，方準來京”。不料英法窺得桂良不敢做主，索性認定他的欽差身份名不副實，下令中止談判。咸豐帝只得再度改派怡親王載垣與軍機大臣穆蔭為欽差，赴通州與聯軍交涉，同時在9月初三次發(fā)布準備決戰(zhàn)的上諭，做談判破裂的打算。

　　通州交涉的一波三折很好地反映了中西外交在理念和行為方式上的巨大差異。咸豐帝在派遣載垣出京時，曾諭令“如再有要求，可許則許，亦不必請旨”，而載垣在通州見到額爾金的代表巴夏禮和威妥瑪時，也表現得極為客氣，全盤接受了各項條件。至于英方提出的帶兵護送使節(jié)上京，中方做出妥協(xié)，同意額爾金保留不超過400名衛(wèi)弁。但咸豐帝畢竟也有“萬難允準之條”，比如他對英使“長住京城及隨時往來”就持明確的抵制態(tài)度，要求“均作罷論”。因此，當載垣一行在9月17日再度會晤巴夏禮，接受后者呈遞的法國續(xù)議條件及額爾金的新修正案時，矛盾馬上就激化了：額爾金要求“互換和約時，所有國書須親呈大皇帝御覽”，“璽書亦應交本使帶回呈遞”，為之前所未聞。

　　載垣的反應是采納咸豐帝在他們出京前想出的“妙計”—皇帝在展示過他的幽默感之后，又生出了更發(fā)散的思維。他宣稱：英方先遣使節(jié)巴夏禮“系該夷謀主”，一旦談判破裂，載垣應“將該夷及隨從人員羈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計”；簡言之，要借扣押談判代表來要挾聯軍方面就范。且不說巴夏禮的權限和影響力遠沒有清方臆想的那么大，南宋末年賈似道私扣元使16年，后元軍傾巢南下、一年即滅南宋，分明是血淋淋的前例。然而載垣受了這番慫恿，居然真的在18日上午命令僧格林沁逮捕巴夏禮一行39人，解送北京收押。

　　巴夏禮等人被捕后，聯軍主力馬上開始朝張家灣進軍。21日，僧格林沁的35000名馬步軍在八里橋被聯軍的阿姆斯特朗野戰(zhàn)炮打垮，傷亡1200余人。這位主戰(zhàn)最力的王爺馬上照會英方，大談“我兩國原無深讎大恨，無論如何用兵，終歸和好”，似乎自己格外熱愛和平。咸豐帝則在慘敗的第二天出奔熱河，把27歲的皇弟、恭親王奕訢留在京城“督辦和局”。奕訢本來還想用39個人質和額爾金討價還價一番，但10月6日，聯軍已經進抵北京的安定門和德勝門，奕訢和他的岳父桂良匆匆避往盧溝橋，臨行前釋放了巴夏禮等8人。13日聯軍入城后，發(fā)現在通州被扣的39人已有20人被清方處決或病死，為懲戒咸豐帝的失信，英軍第1師于10月18日縱火焚毀了圓明園。

　　至此，清方已經無牌可打。10月24日和25日，回城的恭親王在禮部大堂分別與英法使節(jié)互換了《天津條約》批準書，并簽署了新的《北京條約》。與兩年前的《天津條約》相比，中方付出的賠款總額由銀600萬兩增加到1600萬兩，被迫增開天津為商埠，準許華工出國，允許自由傳教并發(fā)還之前沒收的天主教教產，英國還割得九龍司地方一區(qū)。為酬謝“調停有功”的俄國，中方又付出了烏蘇里江以東40余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此時此刻，蝸居在熱河行宮的咸豐帝已經完全喪失了昔年勵精圖治的氣象，仿佛是為了自暴自棄，29歲的皇帝開始寄情聲色，以醇酒婦人自戕。當然，另一種解釋可能更說得通—他深知回鑾北京后勢必要和獲得“親遞國書”資格的英法使節(jié)打照面，與其屈辱地面對國將不國的現實，不如逗留在熱河，以宴飲和放縱消耗所剩無幾的健康。1861年8月22日，30歲的皇帝如愿以償地駕崩，終其一生也沒有會見過不愿“跪拜如儀”的洋夷—站在他的角度，這無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