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球的起源與規(guī)則

　　1971年夏天，在陜西乾縣城北韓家堡，陜西省考古所開始了對唐章懷太子墓的發(fā)掘整理工作。在墓道西壁，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了一幅長達六米的大型壁畫，圖中有二十多名騎馬人物，其中五人手持球桿，正追逐一只皮球，當先一人已策馬奔至皮球之前，雙腿緊緊夾住駿馬，反身面向皮球，高舉球桿，將動作定格在揮擊的一剎那，為我們展現(xiàn)了唐代馬球運動的激烈場景。

章懷太子李賢墓馬球圖（局部）

　　馬球并非中原王朝本有的運動。據(jù)向達、羅香林等學者考證，這種運動起源于波斯，向西傳至歐洲，向東經(jīng)由中亞傳入中國（也有學者認為發(fā)源于我國西藏）。在歐洲，這種球類運動通常使用藏語中的稱呼，名為“Polo”，并逐漸成為一項貴族運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設計師拉爾夫?勞倫（Ralph Lauren）受到Polo球衣的啟發(fā)，設計了著名的Polo衫，更是引領一代風潮。

　

印有馬球圖案的POLO商標

　　中國的馬球并未使用Polo的名字。在馬球傳入前，中國最流行的球類活動是蹴鞠，馬球傳來后人們發(fā)現(xiàn)二者玩法相似，只是擊球方式由腳踢變成了球桿擊打，于是沿用“蹴鞠”的構詞方法，將馬球稱為“擊鞠”或“打球”。

　　在我國唐宋時代，馬球風靡一時?！端问?禮志》和《金史?禮志》都鄭重其事地記錄了皇帝參與擊球游戲時的禮儀。從各類史料的記載中，我們已經(jīng)能清楚歸納出唐宋馬球的運動形式和基本規(guī)則：

　　馬球用到的主要工具是馬、球和球桿。比賽用球主要為木制或革制，呈圓形，以擊打輕便、滾動迅速為佳；球桿長1.5米左右，桿身筆直，桿頭彎曲如月，稱為“月杖”，形制類似現(xiàn)在的曲棍球桿。

　　比賽場地要足夠廣闊，在球場兩邊各立兩根直桿，兩桿間安置木板，板上開口、安裝網(wǎng)兜作為球門。參賽人員分兩隊，每隊一至二十人不等，穿著不同顏色的隊服，稱為“分曹”或“分都”，再由每隊派出一名裁判記分。

　　開球后，兩隊人馬爭搶一球，誰能爭到球并將之打入球門網(wǎng)兜，隊伍就得一分，稱為“得一籌”。每得一籌，裁判會大聲宣告，并為得分的球隊插上一面紅旗，稱為“唱籌”。比賽中的第一次得分稱作“頭籌”或“先籌”，如果有皇帝參加比賽，那么這個“頭籌”就一定要讓給皇帝獲得。

　　中唐文人王建為當時歸朝的軍閥田弘正撰寫的《朝天詞》中，即有“無人敢奪在先籌，天子門邊送與球”的說法。在一般的比賽中，先得到三面紅旗的一隊為優(yōu)勝；也有人覺得只爭三分不夠過癮，要打到太陽西下，人困馬乏，才鳴金收兵，點檢紅旗，以紅旗多的一方為優(yōu)勝。敦煌歌詞中《杖前飛?馬球》一首，寫到兩隊人馬在激烈對抗后“人衣濕，馬汗流，傳聲相問且須休?；驗轳R乏人力盡，還須連夜結殘籌”，生動描繪了當時馬球愛好者廢寢忘食的場景。

2013年在北京舉辦的中國馬球公開賽

　　唐代皇室的馬球愛好者

　　在唐代以前，馬球主要流行在西北邊疆的突厥、吐蕃等民族，中原王朝很少有對這種運動的記載。唐代皇帝開始關注馬球，大約始于高宗朝。

　　據(jù)《資治通鑒》記載，唐高宗執(zhí)政時，聽說吐蕃人喜歡馬球比賽，心中好奇，便命令部下表演給自己看，一批在長安做生意的胡人聽說此事，便天天去宮城門樓下表演馬球，希望得到高宗的青睞。高宗見到后，不想讓自己的愛好影響民間風氣，便將宮中的馬球焚毀，作為警戒。然而這一舉動似乎沒有阻止馬球在唐皇室的風靡。高宗的兒子，后來的唐中宗李顯，就曾多次組織、觀賞馬球比賽，讓這項風氣傳遍長安城。《資治通鑒》在說到中宗時，曾特別提出“上好擊球，由此通俗相尚”，將馬球的風潮完全歸結在皇帝身上。

　　當時長安城內(nèi)聚集了從西域到中原的各族人民，馬球也成了不同民族溝通的橋梁。唐中宗曾派自己的養(yǎng)女金城公主與吐蕃贊普和親，吐蕃迎親使者到達長安后，中宗聽說使者隊伍中有馬球高手，特地組織了一場唐朝和吐蕃的馬球比賽。在數(shù)次交手失敗后，中宗派出自己的侄子李隆基，帶領親王李邕和兩個女婿楊慎交、武延秀出場，以四人之力對抗吐蕃十人。李隆基等四人在球場上“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阻擋住吐蕃隊的所有進攻，令吐蕃使團嘖嘖稱贊。2004年，球賽參賽者之一虢王李邕的陵墓于陜西出土，墓道中繪制的大幅馬球壁畫，向我們展示了墓主在這項運動中取得的榮耀。參加比賽的另外兩位選手對馬球更是癡迷，據(jù)中唐筆記《封氏聞見記》記載，楊慎交和武延秀的堂兄武崇訓都曾在長安城的宅邸中建造過私人馬球場。為保持地面平整、避免揚塵，他們?yōu)檎麄€球場澆筑油膏，不說平整土地的花費，單是在寸土寸金的長安城中開辟兩塊巨大的空地，已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擁有這樣的訓練條件，楊慎交等人的球技能勝過吐蕃使臣，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唐嗣虢王李邕墓出土打馬球圖（局部）

　　唐玄宗李隆基登位后，仍經(jīng)常找機會和兄弟在宮中打球，也不時在軍隊中組織馬球比賽。到了晚年，玄宗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攜楊貴妃離開長安，去驪山溫泉度假。為了能在度假時也玩到馬球，他在天寶六載（公元747年）頒布了一道詔書，命令在驪山修建一座馬球場。當時文人閻寬撰寫了一篇《溫湯御球賦》，稱贊球場的壯觀，文中描寫球場健兒在皇帝面前“珠球忽擲，月仗爭擊，并驅分鑣，交臂疊跡?；蚰苛舳瓮?，或出群而受敵”的激烈場景。

　　在唐玄宗之后，德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僖宗和昭宗等帝王，都有親自上場打馬球的記錄。晚唐的僖宗皇帝曾對身邊伶人吹噓，認為如果把馬球也列入進士考試的一項，自己一定能當上狀元。上文說過，有皇帝參與的球賽，第一球必須由皇帝本人打進，因此僖宗的自我評價可能并不客觀，但是從這種沾沾自喜的語氣中，我們能夠看出他對馬球的喜愛之情。

　　“擊球賭三川”：馬球、禁軍與宦官專權

　　雖然史書上說馬球在唐代“通俗相尚”，但實際上對參與者有很高的要求，單是擁有馬匹這一項，就超過了很多人的經(jīng)濟實力。因此，能參與馬球運動的人大多非富即貴，少有一般平民。然而有一個群體，雖未必富貴，卻天生與馬球運動關系密切，就是軍人。

　　在我國古代，體育運動常與軍事訓練結合。在馬球流行之前，人們利用蹴鞠作軍事訓練，以達到培養(yǎng)體力、訓練身體靈活度的作用。北朝以后，隨著騎兵作戰(zhàn)日益普及，蹴鞠已不能滿足騎兵訓練的需要，而馬球傳入后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

　　在馬球比賽中，球手需根據(jù)球的落點和對手的布陣，隨時調(diào)整馬匹運動的方向，正能考驗選手對馬匹的控制能力；接觸到球后，球手要熟練操縱球桿，將球擊打到它應去的位置，這又正和騎兵作戰(zhàn)中運用長兵器的狀態(tài)相似，實在非常適合用作軍事訓練。唐玄宗為興建驪山溫泉球場下達的詔書中，解釋自己建造球場的原因時說“伊蹴鞠之戲者，蓋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義不可舍。頃徒習于禁中，今將示于天下”，便是用軍事訓練作為自己大興土木的借口。

唐代打馬球紋銅鏡

　　在唐代軍隊中，最早流行馬球的是內(nèi)府禁軍，玄宗詔書中“頃徒習于禁中，今將示于天下”的敘述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唐代內(nèi)府禁軍是經(jīng)過精心挑選的職業(yè)士兵，長期駐扎在長安皇宮周圍，擔任防衛(wèi)工作，屬于皇帝的私人衛(wèi)隊。禁軍成員大多是開國功臣的子弟，本身就比較富有，很多人從小就開始練習騎射，馬術嫻熟，朝廷還會精挑細選特供良馬，給他們使用。馬匹、場地、球友一應俱全，加上中宗以后各位皇帝的大力支持，這批禁軍士兵理所當然地成了最早的馬球愛好者。由于禁軍離皇帝居住的宮城最近，因此也常常充當皇帝打球的玩伴。

　　安史之亂后，鑒于部隊將領屢屢反叛，皇帝也不再信任武將，開始將內(nèi)府禁軍交給身邊親近的宦官來統(tǒng)領。當時內(nèi)府禁軍中最有勢力的一支，是神策軍。神策軍分左右兩部，平時駐扎在大明宮的東西兩側，軍中實際最高長官為左右“神策中尉”，均由宦官擔任?；实郾疽詾榛鹿偈切逃嘀?，沒有什么政治野心，才放心讓他們統(tǒng)帥禁軍，但這種想法顯然低估了權力的誘惑力?；鹿賯冋莆樟松癫哕?，就相當于用自己的手下包圍了皇宮，他們常利用神策軍威脅、干預皇帝行動，甚至直接殺害大臣、廢立皇帝。唐代后期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皇帝都是在宦官的擁立下才得以登基的。

　　宦官控制皇帝的手段很多，馬球也是其中之一。神策軍將士是宮城中馬球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宦官掌握了神策軍后，便可通過陪皇帝打球的軍將，間接影響皇帝。對宦官們來說，皇帝打馬球越是頻繁，便有越長時間處于自己的勢力范圍之內(nèi)。中唐著名宦官仇士良，曾于文宗、武宗朝呼風喚雨，一手制造屠殺大臣的“甘露之變”，他在告老還鄉(xiāng)時曾得意地向送行的宦官傳授控制皇帝的經(jīng)驗——“日以球獵聲色蠱其心”，才能將“恩澤權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仇士良話中的“球”，指的自然就是馬球了。唐代中晚期的皇帝們，幾乎人人癡迷馬球，一方面是個人愛好，另一方面也受到身邊宦官和神策軍將刻意制造的馬球氛圍的影響。

　　上文說到自稱“擊球狀元”的唐僖宗，十二歲時由宦官田令孜扶持上位，他對馬球的愛好，主要也是受田令孜的影響。唐僖宗在位時，曾經(jīng)舉辦過一場匪夷所思的馬球比賽：他召集神策軍將陳敬瑄、楊師立、牛勖和羅元杲四人舉行馬球比賽，獎品是川中地區(qū)三個重要節(jié)度使的位置。唐僖宗規(guī)定，誰第一個進球，誰就能去三川中最富饒的西川做節(jié)度使，其他人只能分到山南西道（陜南附近）節(jié)度使和東川（重慶附近）節(jié)度使的職位，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擊球賭三川”。

　　這一事件表面上由僖宗主持，但背后的操縱者正是宦官田令孜。當時黃巢的起義軍聲勢正旺，已經(jīng)接近洛陽，隨時可能進入長安。作為球賽獎品的三川地區(qū)位于長安南部，是首都的大后方，萬一長安城失守，皇帝還可以重走唐玄宗的老路，南下躲避。屆時，誰是西川節(jié)度使，誰就能將皇帝掌握在手中。當時田令孜任神策左軍中尉，而馬球賽的四名參賽者都是神策左軍的軍將，不論何人取得勝利，西川的實際掌控權都會落到田令孜手里。因此，所謂“擊球賭三川”，只是要解決田令孜集團中內(nèi)部利益分配的問題。

　　一年后，黃巢攻破長安，僖宗果然南下成都，朝政繼續(xù)處于田令孜的掌握之中?？上怂悴蝗缣焖?，田令孜最后死在了自己一手提拔的干兒子王建手中，而王建也奪取了田令孜在四川經(jīng)營多年的勢力，建立前蜀國，成為唐宋間“十國”之一。田令孜利用馬球施行的這一切陰謀陽謀，最后只不過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唐代大明宮，有球場分布的地域由藍色顯示。原圖出自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畫』，講談社2001年版

　　“軍中之戲”與人心向背

　　唐代中前期，馬球在長安的內(nèi)府禁軍中迅速流行，但在地方軍隊中卻不怎么風靡，這與當時的地方軍制有關。

　　在玄宗朝之前，唐代主要實行兵農(nóng)結合的府兵制，除了保衛(wèi)長安宮城的禁軍是職業(yè)軍人以外，大多數(shù)士兵平時務農(nóng)，只有在戰(zhàn)爭或者輪流外出執(zhí)勤時才會被集中起來，時間大約為一到兩個月不等。外出執(zhí)勤時，府兵需自備盔甲、鞍韉等裝備，但戰(zhàn)馬則多由軍府出錢購買，任務結束后馬匹統(tǒng)一交還軍府處理。在和平年代，府兵只有一兩個月能和戰(zhàn)友在一起，其余時間在家務農(nóng)，既無球友，也無馬匹，根本沒有打馬球的條件。

　　到了玄宗朝，實行募兵制，地方軍人也成了職業(yè)軍人。軍中生活單調(diào)，娛樂活動較少，但卻有充分的馬匹供應。馬球帶有軍事訓練的性質，本身又驚險刺激，符合軍人尚武的天性，因而迅速被各地軍隊接受。在府兵制廢除后的三四十年間，馬球成了地方軍隊中流行的“軍中常戲”。

　　唐代軍人對馬球趨之若鶩，文人們卻大多對這種運動持鄙夷態(tài)度。在他們的認識里，這種運動野蠻又危險，不值得提倡。中唐文豪韓愈就曾勸諫自己的領導——徐泗濠節(jié)度使張建封，不要玩物喪志。韓愈上書張建封，認為打馬球時劇烈奔馳、急停急起的狀態(tài)會使戰(zhàn)馬“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損害馬的壽命。不久，韓愈又趁著一次馬球比賽的時機，寫下歌行體詩《汴泗交流贈張仆射》贈給張建封。詩歌前半段贊美張建封馳騁球場時的颯爽英姿，卻在最后語氣一轉說道：“此誠習戰(zhàn)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韓愈認為，馬球雖可以作為軍事訓練項目，達到“習戰(zhàn)”效果，但作為一軍統(tǒng)帥，更應該做的是“安坐行良圖”，避免不必要的損傷，即使要上馬驅馳，也要在“殺賊”的戰(zhàn)場上才行。當時朝廷與河北軍閥關系緊張，常有大大小小的摩擦，徐州是防遏河北藩鎮(zhèn)的前線，四周強敵環(huán)伺，隨時可能爆發(fā)戰(zhàn)爭，韓愈的勸諫有一定道理。但張建封頻繁參加馬球運動，其實是另有用意。

　　從身份上看，中唐時期統(tǒng)帥地方軍政的節(jié)度使大約可以分兩類：一類是軍中武將出身，他們對軍隊的控制能力較強，但由于長期在地方軍隊中生活，對朝廷并不忠誠；另一類是文官出身，大多參加過科舉，有過在中央任職的經(jīng)歷，對朝廷比較忠心，但由于身份的隔閡，很難得到職業(yè)軍人的真心擁戴。張建封是文官起家，但帶兵打過仗，他深知在軍隊尚武的環(huán)境中，保持文人習氣，天天吟詩作對，只會增加自己與手下軍士的區(qū)隔；只有努力融入軍人文化，并在軍人重視的領域中有所表現(xiàn)，才能得到手下的認同和擁戴。因此，張建封當上節(jié)度使以后“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jù)綱紀，不妄曲法貸人”，努力培養(yǎng)自己在軍中的威望。馬球作為軍隊中最流行的運動，對軍人意義重大，頻繁在軍隊中參與馬球運動，自然也是張建封融入軍旅文化的方式之一。因此，張建封收到韓愈的贈詩之后，立刻回應了一首《酬韓校書愈打球歌》，一面感謝韓愈的勸解，一面也批評他書生意氣，不懂“戎事竟何成”。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唐打馬球俑

　　一項球類運動，竟能影響軍中人心向背，乍看之下，似乎難以理解。但只要想想當今的運動員們，即便與觀眾們民族不同、語言不通，也可以通過賽場上嫻熟的動作和堅定的意志，將自己優(yōu)秀的人格展現(xiàn)給觀眾，讓他們?yōu)樽约汗恼茀群?。這正體現(xiàn)出體育運動有著超越語言、征服人心的作用。正是因為這種感染力，馬球才能在唐代的軍事和政治中，扮演如此關鍵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