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蒙古袍年輕時的高娃。
幸福一家人。
高娃的第一張照片。
兒子的婚禮上。
90年代初的全家福。
高娃和養(yǎng)父母的合影。
高娃的家窗明幾凈。
在內(nèi)蒙古大草原上有這樣一群特殊身世的人。他們出生在漢族家庭,卻在牧人家里長大成人。他們說著一口流利的蒙古語,血液里早就融入了內(nèi)蒙古高原的基因。他們就是被蒙古族牧民稱為“國家的孩子” 的上海孤兒。
“其實,我這輩子最不愿聽到的詞就是上海孤兒。因為,從懂事到現(xiàn)在60歲,我從來也沒感覺到自己是個孤兒。是這片草原養(yǎng)育了我,是養(yǎng)父母給了我幸福的人生,是黨的好政策讓我的生活甜如蜜?!碑敻咄拊谖鳛跗彀屠聽柛呃真?zhèn)的家里見到記者時,她這樣說。
眼前的高娃精神抖擻,臉上始終掛著幸福的笑容。隨著采訪的深入,她的思緒慢慢回到了上世紀60年代……
養(yǎng)父養(yǎng)母的掌上明珠
1959—1961年,新中國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三年“自然災害”讓包括上海在內(nèi)多個城市3000余名孤兒的生命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關(guān)懷下,這些嗷嗷待哺的孩子來到了內(nèi)蒙古草原。
“國家的孩子們來了”,當這個消息像風一樣迅速傳遍草原時,本身也不寬裕的草原人民有的騎著馬,有的趕著勒勒車,有的步行幾百里,爭先恐后前來收養(yǎng)這些孤兒。其中,西烏旗原巴音寶力格蘇木(現(xiàn)浩勒圖高勒鎮(zhèn))聯(lián)合廠蒙古族工人李相廷、王春芳夫婦也來到保育院收養(yǎng)孩子。
高娃的長子全宏磊在一篇演講稿當中描述了當時的情節(jié):“那是一個初春的五月,烏珠穆沁草原上的雪還沒有退去,哈氣中還能感覺到強烈的寒意。在那個特殊的背景下外公外婆也積極響應號召走進了孩子們所在的保育院,外婆還深深地記得那是一個個嗷嗷待哺的小生命,那是一個個即將枯萎的祖國花朵,本應被天真、活潑、可愛賦予的溫暖,卻被饑餓、疾病和淚水完全覆蓋。當外公外婆走進保育院的時候,角落里有個小姑娘一直對著他們笑,笑得是那么真誠,外婆覺得這個孩子跟她們有緣,所以就選擇了我的媽媽,也最終成就了她們這一生的母女情緣,我母親——一位生在大上海,乳名叫做阿容的孤兒,在大草原找到了父母,找到了家。”
正如文中所講一樣,就這樣,在那個新中國最困難的年代,年幼的高娃在錫林郭勒草原扎下了根。
由于嚴重缺乏營養(yǎng),小時候的高娃骨瘦如柴、身體虛弱,時不時地感冒發(fā)燒。一生病,母親就趕緊抱起年幼的高娃,往蘇木衛(wèi)生院跑,去的次數(shù)多了,大夫們和高娃的母親開玩笑說,你們家“膠皮娃娃”又病了。
大夫們玩笑中的“膠皮娃娃”卻是父母親的掌上明珠。也是因為身體底子弱,高娃到五六歲的時候才學會了走路。“母親不管走到哪兒,都會背著我。我人生的記憶,就是從母親的后背上開始的。我依稀記得,有一次母親像往常一樣抱著我到蘇木大廟玩兒。她說,閨女,快看、快看,大廟建的多漂亮啊,等你學會了走路,就可以到這兒玩兒了。”母親哄孩子的一席話成了高娃一生最初的記憶。
當時,蘇木給收養(yǎng)孤兒的家庭每天供應2斤牛奶,每月7斤白面。在高娃的記憶中,那缺衣短糧的年代,父母雖然日子過得很清貧,但卻從未讓閨女受過一絲委屈。
高娃說:“家里好吃的、好用的都給了我,即便父母的生活再難,都不會讓我受任何委屈,養(yǎng)父母將全部的愛傾注在我的身上,這份親情,勝過親生骨肉?!?/p>
1969年,高娃背著母親親手縫制的小書包,扎著可愛的小辮子,蹦蹦跳跳踏進校門,成為了一名學子。
草原是唯一的故鄉(xiāng)
1976年,高娃初中畢業(yè)。來到草原時嗷嗷待哺的小女孩長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當年,她按照國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號召,下到農(nóng)業(yè)點勞動,掙工分。當時,一輩子幾乎沒開口求過人的父親找了很多人,把高娃分到離家里只有4公里遠的農(nóng)業(yè)點。
高娃現(xiàn)在依然記得清楚,當她離開家的那天,母親一直悄悄抹著眼淚,依依不舍。此后的幾年里,每到飯點,高娃總是能看到母親站在家門口,向著高娃所在的勞動點遙望著,直到天色漸黑……
高娃的母親有一次患了重病,躺在病床上告訴了她的身世。“其實我早就知道自己是上海孤兒了。您放心,我只有一個家,那就是草原;我只有一個媽媽,那就是您!”母親聽著閨女的心里話,流下了幸福的淚水。
1978年,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1980年高娃被分配到旗政府所在地,成為了一名工人。1998年,統(tǒng)一買斷工齡后,高娃開起了一家小超市,2009年,她開始領上了退休金。
“曾經(jīng)的靠天吃飯被現(xiàn)在的科學養(yǎng)殖替代了;曾經(jīng)的泥濘小路被現(xiàn)在的航空高鐵替代了;曾經(jīng)的氈包土坯房被現(xiàn)在的小區(qū)別墅替代了;曾經(jīng)的小賣部被現(xiàn)在的現(xiàn)代化購物廣場替代了。我上課的時候能上到初中就已經(jīng)很不錯了,而如今只要肯學,讀博士都不成問題;在那個小病挺、大病等的年代里誰曾想過合作醫(yī)療竟是如此實惠便捷?日漸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讓我退休以后還能拿幾千塊錢的工資。這些我親身經(jīng)歷的變遷都是改革開放為我們老百姓帶來的紅利?。 备咄奚钣懈杏|地說道。
1983年,高娃與同是普通工人的全賀組成了美滿的家庭。雖然老公是漢族,但高娃卻說服老公,給兩個孩子上戶口時,在民族一欄里鄭重地寫下了蒙古族。高娃說,是蒙古額吉把我撫養(yǎng)成人,我自己也是蒙古人。我要讓我的孩子永遠記得草原的恩情,擁有一顆對草原感恩的心。
1985年,她養(yǎng)母因病去世,1994年,養(yǎng)父因病去世。“我這輩子最悲傷的時刻就是失去父母親的時候,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自己親手關(guān)照著二老,為他們送終?!备咄抻浀茫赣H在彌留之際,握著她的手,艱難地說:“閨女,我這一生做的最正確的一件事兒就是——那天去了保育院,有了個懂事的女兒。
“雖然父母相繼辭世,但我從沒有覺得自己孤獨。因為,不僅是我的父母,還有這片草原用它廣闊的胸懷溫暖了我,我不是孤兒,我是草原的孩子,草原是我這一生唯一的家園。”高娃略顯深沉地說。
祖孫三代的上海之約
如今,高娃的長子全宏磊與當?shù)啬撩窆媚锷w麗蘇瑪組成了幸福的家庭,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叫格根其爾。為了讓外孫女從小學會蒙古語,高娃一直用蒙古語與孩子交流,還把小女孩兒送到了民族幼兒園。
高娃說:“孩子學語言,必須有環(huán)境才行?,F(xiàn)在我外孫女用蒙語交流不成問題。孩子爸媽也同意等孩子上學時用蒙語授課?!?/p>
在高娃家采訪時,小兒子全宏澤始終守候在母親身旁,為我們端茶倒水,還主動打開家里的電腦找母親年輕時的照片。他說,母親幾乎每天都催促他,趕緊找個媳婦兒,趁著身體好,給帶帶孩子。
前些年,在內(nèi)蒙古草原各地的上海孤兒們發(fā)起了尋根之旅,一時成為各路媒體爭相報道的新聞熱點。對此,高娃卻有著自己的想法。有好幾次與她同是上海孤兒的人邀請高娃共同赴上海尋根時,高娃卻用各種理由推脫,到現(xiàn)在也沒去過上海。
“您對上海的印象是什么?想去看看嗎?”
“我對上海的印象就是從電視上看的東方明珠塔,還有就是許文強和馮程程?!备咄扌χf:“也許這是我們這代人對大上海共同的記憶和印象吧。”
“尋根做什么呀?人這一輩子過得幸福就行了。我的家在草原,孩子們在身邊,朋友們在這里,過著如此幸福美滿的生活,還要尋根干什么呀,因為我的根就在草原。”經(jīng)過一番沉默,高娃說。
話雖這樣說,但作為兒子,孩子們比誰都明白母親對出生地的一絲牽掛。為此,兩個兒子商量后,和父母定下了一個上海之約:等到全宏澤結(jié)婚成家后,一家祖孫三代要到大上海旅游,走走居民區(qū),探探民俗風情,親眼看看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
采訪中,高娃有問必答,從內(nèi)心里從不愿提起上海孤兒的她與記者整整暢談了2個小時。用她的話說,抵觸是因為從不覺得自己缺少關(guān)懷和親情。之所以和記者敞開心扉暢談,是因為作為上海孤兒這一特殊群體的一份子,有責任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給大家,讓更多的人知道上海和草原心連心,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密團結(jié)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更是作為改革開放的親歷者,有義務給子孫后代們講好這一篇新中國的故事。
60年前,當時的新中國和上海孤兒們一樣,蹣跚學步。60年后,經(jīng)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fā)展,新中國已昂首步入新時代,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只有祖國強盛了,才有我們老百姓的好日子。如果說感謝的話,是草原給了我們第二次生命,是改革開放讓我們享受到了美滿的生活,是黨的好政策給了我們幸福一生。我要衷心祝愿偉大的祖國更加繁榮昌盛?!辈稍L結(jié)束時,高娃滿懷深情地說。
記者手記
在草原,“國家的孩子”有了溫暖的家。 在牧民們的精心撫育下,他們深深感受到了草原人民的博大情懷, 這是一份血濃于水的深情厚誼。這些孩子們后來成為了工人、 牧民、 醫(yī)生、 干部、 教師、 科學家,更是成為了草原上的新一代主人。 他們經(jīng)常驕傲地說:“我們永遠是草原的孩子?!?/p>
三千孤兒的故事在內(nèi)蒙古草原廣為流傳, 已經(jīng)成為民族團結(jié)的歷史佳話, 為我國平等、 團結(jié)、 互助、 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guān)系樹立了一個光輝典范, 促進了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他們以實際行動維護著國家的民族團結(jié),告訴我們什么是“漢族離不開少數(shù)民族,少數(shù)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shù)民族之間也互相離不開”的真諦。
【背景鏈接】
上世紀60年代初的 “三年困難時期”, 江浙一帶由于人口多, 加上發(fā)生了水、 旱、 蟲、 雹等自然災害, 很多江浙農(nóng)村受災地區(qū)的家庭選擇將年幼的子女遺棄到上海等大城市。 上海、江蘇、 安徽等省市的一些孤兒院, 由于食品嚴重不足, 孤兒們因營養(yǎng)不良患病、 夭亡等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患病人數(shù)越來越多, 每天都有告急電話打到全國婦聯(lián)。 當時的全國婦聯(lián)負責人康克清十分著急, 無奈之下就找到周恩來總理尋求解決辦法。后來在周恩來、烏蘭夫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自安排下,從1960年初至1963年,呼和浩特市、錫林郭勒盟、 烏蘭察布市、鄂爾多斯市等地先后接納了來自上海、江蘇、 安徽等地的3000余名孤兒。
這些孩子多數(shù)只有兩三歲, 大的不過七歲,最小的只有七八個月。當時,錫盟組派了70 多人, 先后到上海、 常州兩地接來了800多名孩子。牧民們非常喜歡也非常心疼這些孩子,紛紛騎著馬、趕著勒勒車從幾百里外趕來領養(yǎng), 有的牧民一家就收養(yǎng)了五六個孩子。 牧民們把孩子接回蒙古包, 像對待親生兒女一樣精心養(yǎng)育, 一些牧民把好東西留給這些孩子吃, 好衣服留給這些孩子穿。 他們教孩子們說蒙古語、 騎馬、 打獵, 供孩子們上學成才,用實際行動譜寫了一曲永不磨滅的民族團結(jié)之歌。
原文鏈接:http://www.northnews.cn/2018/1218/29900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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